當理查德·卡拉美在大學時代擔任《哈佛熱血》的編輯時，便立志寫作。不過到了四年級的時候，他被一種光榮的幻覺影響，認為有些人註定要為大眾“服務”，他們來到這個世界是要完成某個不明確而令人嚮往的使命，而他所得到的回報，就算不是留下永恆的英名，至少能夠為最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他個人也可以因此得到滿足。

這種精神長久以來便活躍於美國的大學和學院。通常，它萌芽於新鮮人剛進大學，心智還尚未成熟、思想淺薄的時候——有時更早還可追溯到高中預科學校。眾多以情緒性演技聞名的學運領袖在校園間運作，他們藉由讓善良的好學生驚恐，癱瘓教育體制培養思考能力和學術好奇心的目的，簡化出一種對於罪的非理性信念，歸咎於童年時期的罪惡感，以及“女人”永遠存在的威脅。在這些思想的洗禮下，學壞的年輕人終日玩樂，膽小的便沉迷於藥物，這些對農夫的太太或虔誠的藥店職員來說或許有益無害的藥丸，卻對“人類未來的領袖”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危害。

這隻八腳章魚強壯到足以將它迂迴的觸手伸向理查德·卡拉美。在他畢業後的那一年，它便將他召喚至紐約的貧民窟，和一群糊塗的義大利人胡搞瞎搞，擔任“外僑青年救助協會”的秘書，他全心投入一年多的時間，直到工作內容的千篇一律開始讓他感到厭倦。外國人無窮無盡地湧入紐約——義大利人、波蘭人、斯堪的那維亞人、捷克人、美國人——他們犯相同的罪、有著相同醜陋的臉孔和幾乎一模一樣的體臭，他幻想隨著時間過去，一切會變得更豐富而有變化，但事實並非如此。他最後對於服務的效益所做出的結論，仍是含糊且不明確的；然而就他自己涉入的程度來看，則可算是獨斷而果決的，任何一個懷抱善意的好青年，當聖戰的鐘聲整日在他的腦中迴響，都有可能因此奮起，盡一己之力重建歐洲的斷垣殘壁的——現在是卡拉美寫作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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