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度假，”他告訴弗朗茨，“一個月左右，或者還要多呆些時候。”

“這有什麼不行呢，迪克？原來我們就說好的——去多少時間由你來定。要是你和尼科爾——”

“我不想同尼科爾一起去。我要一個人走。最近發生的事真讓人受不了——我要一天能睡上兩個小時，倒是灰溫利的奇蹟了。”

“你倒真想過瀟灑的日子了。”

“應該說是‘外出’，你瞧：如果我去柏林參加精神病學會議，你能保持現狀嗎？這三個月她很正常，她也喜歡她的護士。我的老天，在這個世界上我只能求助於你了。”

弗朗茨嘟噥了一聲，拿不準自己能否不負信任，始終關心合夥人的利益。

一星期後，在蘇黎世迪克坐車去機場，搭班機去慕尼黑。飛機起飛，轟鳴著進入一片藍天。他覺得肢體有些麻木，意識到自己是何等疲憊。一陣巨大的難以抗拒的寧靜向他襲來，於是，他將疾病留給了病人，轟鳴聲留給了發動機，航向留給了飛行員。他原本不打算去參加這樣一個分組會議——他很瞭解這類會議。散發布洛伊勒和老福雷爾新出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更適宜在家裡讀。會上還要宣讀一個美國人的論文，他採用拔患者的牙齒或烙他們的扁桃體來治療痴呆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見解還得到吹捧，原因就在於，美國是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另一些來自美國的與會代表——如紅頭髮的施瓦茨，他有一張虔誠的面孔，有足夠的耐心來往於兩個世界。還有十幾個面貌猥瑣、唯利是圖的精神病學家，他們來參加會議，一方面是要抬高他們的聲望，以便在可恥的行醫中撈取更多的好處，另一方面則是想獵取一些新的奇談怪論，好摻進他們兜售的貨色中，把所有的價值攪得混亂不堪。也許還有憤世嫉俗的拉美人，及來自維也納的弗洛伊德的門徒。他們當中唯有偉大的榮格有可能做到思路清晰，持論公允，見解不凡。他既從事人類學研究，又關注學童恐懼症的診治。大會開幕後，多半是美國代表團首先登臺亮相，從形式和禮儀上看，活像一群“扶輪社”①成員。隨後是組織嚴密、充滿活力的歐洲代表，他們勇敢善戰。最後美國人會使出殺手鐧，宣佈給大會贈送豐厚的禮品，給新的企業和訓練學校以慷慨的資助。在這些美國人面前，歐洲人臉色難看，快快地走開了。不過他不願到場目睹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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