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歷山大·沃納的小說《牆中窗》裡，出乎意料的是，桑椹王也在字裡行間穿行。他在這裡變身女人，脖子上的藍色條紋變成了首飾。她脖子上蹲著我童年時的桑椹王。“她接過父親遞給她的玻璃杯，一飲而盡的時候，我注意到她粗壯的脖子上有一根黑絲絨帶，上面掛著塊獎牌。一個月後，我們明白了父親沒錯。我問他母親是如何殺死自己的，我的問題純粹是個形式，因為我知道，殺死她的是這根黑絲帶??恐怕這勒緊的頸帶（手指稍微往裡一鉤，就能把她勒死）是她直挺挺地躺著不動的原因吧。”

朋友死後，再看到繩子總讓我感覺異樣，我一直避免接觸它們。公車上的懸掛把手我不會去碰。大衣掛在立式衣架上，彷彿腦子裡響指一打，腳在其中停留了一瞬，隨後離地而去。我在車站的書報亭買了張明信片，講解各式領結的打法。領結是衣領下、環繞脖頸的再明顯不過的繩套。我買得太輕率了，我以為自己能夠直面這領結的大閱兵。為了驅走恐慌，我長久地盯著它看，直到它不再幹擾我。我把明信片塞到抽屜的最下面，一躺就是好幾年。我不會把它寄給任何人，也不想扔掉。

謀殺常常被導演成自殺。反過來，輪到自己人時，自殺也可能被說成是意外。所有中上層幹部都效仿齊奧塞斯庫打獵的愛好，有的出於自願，有的則是不得已。打獵成了幹部們的一項體育運動，森林裡的黨員活動，最偏僻的小地方的官員也不例外。蒂莫什瓦的一個幹部，因為厭倦了生活，在獵鹿時，趁沒人注意，將一顆子彈射進自己嘴裡。報紙的“紙房子”說，他在打獵時意外身亡。我認識一個大學生，她父親當時也在場，所以對真實情況有所瞭解。我們生活在死亡的威脅之下，生命的長短全由國家定奪，看到這種報道往往會生出許多苦澀的幽默。我那個四五年後被吊死、檔案中被寫成是自殺的建築工程師朋友，聽到這“狩獵事故”時說：“原本是獵人打鹿，但鹿卻穿過了這位獵人的上顎。”我們就“上顎之鹿”編起了笑話，笑話又帶出新的笑話，成了連環笑話：“寧要手中麻雀不要口中之鹿”，或者“寧要村中教堂不要櫃下臭蟲，寧要櫃下臭蟲不要棺上蓋子”。每個人添點油加點醋，編出一篇即興童話，一個由零星影象拼成的馬賽克，一個壓一個，成為小組的一種詩歌練習，用諷刺和挖苦平抑每人心中的恐懼。遊戲產生了一種活力，因為每個人都把前面一句進一步推向荒謬。我們的作品像德國童話一樣規規矩矩地開始：“從前啊，”緊接著一個羅馬尼亞式童話的開始：“從前啊，和從未發生過一樣。”羅馬尼亞童話都是這樣開始的。以這樣一個經典羅馬尼亞式童話的開端，直指政府蹩腳的謊言，已經足夠大家爆笑一場。我們還可以這樣不斷滾動下去：“從前啊，和從前一樣，當時啊，和從未發生過一樣。從前啊，也無所謂怎麼樣。從前的某一次啊，數不清是在第幾次了，和從未發生的一樣。從前啊，從前的最後一次，打獵時啊，一個獵人，和別的獵人一起，不知道啊，總共是多少獵人。當四周啊，不知道方圓多少裡，再沒有第二個獵人的時候啊，除了這一個，也不知那是幾個獵人當中的第幾個??”這種比對要不斷升級直到頂點，句子則變成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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