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絲洛娃的案子可能過兩星期後由樞密院審理。這以前，聶赫留朵夫打算先上彼得堡，萬一在樞密院敗訴，那就聽從寫狀子律師的主意，去告御狀。那個律師認為，這次上訴可能毫無結果，必須有所準備，因為上訴理由不夠充足。這樣，瑪絲洛娃就可能隨同一批苦役犯在六月初旬出發。聶赫留朵夫既已決定跟隨瑪絲洛娃去西伯利亞，在出發以前得做好準備，現在就需要先下鄉一次，把那裡的事情安排妥當。

聶赫留朵夫首先乘火車到最近的庫茲明斯科耶去，他在那裡擁有一大片黑土的地產，那是他收入的主要來源。他在那裡度過童年和少年，成年後又去過兩次。有一次他奉母命把德籍管家帶到那裡，同他一起檢查農莊經營情況，因此他早就熟悉地產的位置，熟悉農民同帳房的關係，也就是農民同地主的關係。農民同地主的關係，說得客氣些，是農民完全依賴帳房，說得直率些，是農民受帳房奴役。這不是一八六一年廢止的那種明目張膽的奴役，也就是一些人受一個主人的奴役，而是一切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受大地主們的共同奴役，有時還受到生活在農民中間的某些人的奴役。這一點聶赫留朵夫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因為農莊經營就是以這種奴役為基礎，而他又親自過問過這種經營方式。不過，聶赫留朵夫不僅知道這一點，他還知道這種經營方式是不公平的，殘酷無情的。早在學生時代，他就信奉亨利-喬治的學說並熱心加以宣揚。當時他就知道這個問題。根據這個學說，他把父親留給他的土地分贈給農民，認為今天擁有土地同五十年前擁有農奴一樣都是罪孽。不錯，他在軍隊生活，養成了每年揮霍近兩萬盧布的習慣。復員回來後，原先信奉的學說已被置諸腦後，對他的生活不再有約束力。他非但不再思考他對財產應抱什麼態度，母親給他的錢是從哪兒來的，而且竭力迴避這些問題。不過，母親去世後，他繼承了遺產，開始管理財產，也就是管理土地，這些事又使他想到土地私有制的問題。要是在一個月以前，聶赫留朵夫會安慰自己說，要改變現行制度，他無能為力，莊園也不是他在管理。這樣，他生活在遠離莊園的地方，收取從那裡匯來的錢，多少還能心安理得。但現在他已毅然作出決定：雖然他不久就將去西伯利亞，而且為了處理監獄裡的各種麻煩問題，都需要花錢，他卻不能再維持現狀，而一定要加以改變，寧可自己吃虧。因此他決定自己不再經營土地，而是以低廉的租金出租給農民，使他們完全不必依賴地主。聶赫留朵夫反覆拿地主同農奴主的地位進行比較，覺得地主不僱工種地而把土地租給農民，無異於農奴主把農民的徭役制改為代役租制。這樣並不解決問題，但向解決問題邁出了一步，也就是壓迫從比較粗暴的形式過渡到不太粗暴的形式。他就打算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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