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崙所以要同俄國開始打仗，是因為他不能不到德累斯頓，不能不被榮耀地位所迷惑，不能不穿上波蘭軍裝，不能不受到六月早晨誘發出的野心所影響，不能不先當著庫拉金的面，而後當著巴拉舍夫的面突然發怒。

亞歷山大所以要拒絕一切談判，是因為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巴克萊-德-託利盡力以最好的方式指揮軍隊，是為了竭盡自己的天職，從而獲得大統帥的榮譽。羅斯托夫所以躍馬向法軍衝鋒，是因為他在平坦的田野上就忍不住要縱馬馳騁，正是這樣，參加這場戰爭的無數的人，他們都是按照各自的特性、習慣、環境和目的而行動。他們感到害怕，徒騖虛名；他們感到高興，義憤填膺；他們發表議論，認為他們知道自己所做的事，並且是為了自己而做的；其實他們都是未意識到自己當了歷史的工具，做了他們自己不明白而我們卻瞭解的工作。所有實際的活動家不可避免的命運就是這樣，他們所處的地位越高，就越不自由。

現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動家，他們早已退出自己的歷史舞臺，他們個人的興趣也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留在我們面前的只有當時的某些歷史後果。

天意差使所有這些人竭力追求他們自己的目的，從而造成一個巨大的歷史後果。當時任何一個人，無論是拿破崙還是亞歷山大，更不用說戰爭的某一個參加者，對這個歷史後果也未曾有一丁點兒預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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