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森-羅平後來給我講述這一插曲時，不無得意地說了這番話：

“當時讓我吃驚，是我竟能夠當機立斷，接受索弗朗和瑪麗-安娜是無罪的說法。我就像打了個引以為榮的漂亮仗一樣，十分自豪，到今天還得意呢。我向你發誓，這一點可說是最了不起的事情，無論從精神意義上說，還是從偵探業績上說，都超出了最著名偵探的最著名的推斷。

因為，雖然反覆推敲權衡，終究沒有發現新的線索，使我能夠重新審視案子。堆在兩個囚犯身上的還是原有的那些罪名，而且是那麼嚴重，嚴重到任何預審法官都會毫不猶豫地簽署裁定書，嚴重到沒有一個陪審團成員會對案情提出疑問。瑪麗-安娜-弗維爾就不談了，只要想一想牙印，就知道她的罪名是板上釘釘，無庸置疑了。但是加斯通-索弗朗，這個維克托-索弗朗的兒子，也有權繼承柯斯莫-莫寧頓的遺產的人，加斯通-索弗朗，這個拄烏木手杖，殺了昂瑟尼探長的人，他的罪名難道會和瑪麗-安娜-弗維爾的不一樣嗎？他不是和她一樣，受到謀殺的工程師的指控嗎？

可是，我為什麼突然來了這麼一個大轉彎呢？為什麼明擺著的事實我不接受，偏要背道而馳呢？為什麼那叫人難以相信的事實，我偏偏要相信呢？那不可接受的理由，我偏偏要接受呢？

為什麼？啊！大概，這是因為真相、事實在耳邊響的時候，聲音格外不同吧。一邊，是所有的證據，所有的行為，所有的事實，所有堅信無疑的看法；另一邊，只是一段敘述，而且是三個罪犯之中一人的敘述，因此，從一開始，從頭到尾都是荒謬的，都是荒唐的……然而，這卻是一個誠實的聲音作的敘述，一段清清楚楚、實實在在的敘述，沒有半點虛構編造，從頭到尾，沒有半點複雜之處，也沒有半句不實之詞；這是一段並沒有作出任何積極的結論，卻因為誠實，而迫使任何公正的頭腦都要重新審視已有結論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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