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談起杜拉斯，人們首先會想到她的膾炙人口的《情人》，而對《副領事》恐怕充其量也就是知其名了。然而，杜拉斯本人對《副領事》卻這樣評說：“此前，我曾寫過一些書，但都被我拋棄了。我甚至忘了書名。《副領事》則不一樣，我從未放棄過，我至今仍經常想到它”，“這部書是我生命中的第一部”。法國著名學者米雷爾-卡勒一格魯貝爾在他的一篇題為《人們為什麼不怕杜拉斯了——關於（情人憂）的文章中，除了《情人》外，提及次數最多的就是《副領事》，並以《情人》和《副領事》的對比結束他的文章。法國曆史學家兼記者勞拉-阿德萊爾是惟-一位得到杜拉斯許可為她寫傳的人，傳記出版引起轟動後，《今日法國》雜誌採訪了他，當問及以愛情為標誌，被癲狂和孤獨覬覦的女性人物是否比男性更能反映杜拉斯的世界的時候，他這樣回答：是這樣，絕對是這樣。女性在杜拉斯的小說裡佔有主要的位置，她的小說的渾然一體是建立在三個主要女性人物身上，即勞兒-V．斯坦首、女乞丐和安娜一瑪麗-斯特雷泰爾。然而，這後兩位女性正是《副領事》中的主要人物。

由於《副領事》是一部與杜拉斯的其他很多小說都不同的書，我們有必要回眸一瞥她一生的創作過程。杜拉斯的創作過程，大體分為四個時期：（一）從四十年代初至五十年代初為早期，她以現實主義手法開始她的文學生涯，作品主要描寫現實生活，情節線索明確，以《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一書成名。（二）從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她在小說中淡化情節，透過精製的對話直接表現人物的龍心活動，採用多角度敘述，開始形成她新穎獨特的杜拉斯式（Dlll：Bsten）的藝術風格，並以這個時期的代表作《琴聲如訴》奠定了她在法國文壇上的地位。但是，她這一時期的創作雖具有反傳統的手法，可還是迥異於“新小說”那種實驗性的創作。（三）從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尤其表現在六十年代），她在“新小說”實驗性的藝術上進行了大膽的、激進的探索，對人物、情節的處理更加反傳統，更加重視寫作問題，運用了很多隻能算作“新小說”的藝術手法，為此得到了“新小說”派健將的稱號。《副領事》（一九六五）就是這個時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四）從八十年代起，她的藝術風格改以傳統的方法為三，有一種明顯的現實主義迴歸的傾向，這一點與這一時期的作品（如《情人》，《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等）多是自傳體小說或帶有自傳性質不無關係。當然，無論是在哪個時期，杜拉斯式（hasten）的藝術風格都始終存在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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