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種精神出發，我們才能理解弗蘭茨對革命的軟弱性。他最開始同情古巴，然後同情中國，被這些國家的殘酷嚇壞了後，只得嘆口氣，沉入文字的海洋，沉入沒有分量亦遠離生活的詞句。他成了日內瓦的一名教授（那裡沒有示威遊行），在一連串的剋制中（無女人亦無遊行的孤獨），他發表了好些學術專著，都獲得了可觀的讚揚。後來有一天他遇到了薩賓娜。她是個新的發現。她來自一片土地，那裡革命的幻覺早已退色，但革命中他最崇拜的東西還存留著：廣闊的生活，冒險的生涯，敢作敢為，還有死的危險。他把她祖國的悲劇加在她身上，發現她顯得更加美麗。糟糕的是薩賓娜對這出悲劇並不喜愛。“監獄”、“迫害”、“禁書”、“佔領”、“坦克”一類詞是醜陋的，沒有絲毫浪漫氣息。唯一使她感覺甜美引起思鄉之情的詞，是“墓地”。

墓地

波希米亞的墓地都象花園，墳墓上覆蓋著綠草和鮮豔的花朵。一塊塊莊嚴的墓碑隱沒在萬綠叢中。太陽落山的時候，墓地閃爍著點點燭火，如同死魂都在孩子們的晚會上舞蹈。是的，孩子們的舞會。死魂都象孩子一樣純潔。無論現實生活如何殘酷，即便在戰爭年月，在希特勒時期，在斯大林時期，在所有被佔領的時期，和平總是統治著墓地。她感到心緒低落的時候，便坐上汽車遠離布拉格，去她如此喜愛的某個鄉間墓地走走。在藍色群山的背景下，它們如搖籃曲一般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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