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蓋世裡不單是在露姬的名字下面簡單地畫上一道槓。筆記本里每次提到那個“身著麂皮外套的棕發男子”時，也被他用藍色鉛筆畫了兩條槓槓。他的所作所為真的讓保齡大惑不解，於是，他在接下來的日子經常去聖伯努瓦轉悠，希望在拉馬來娜或者蒙大拿撞見那名所謂的美術編輯，要他做出解釋。但是，連他的影子都找不到。不久，他本人也不得不離開法國，並且把筆記本轉給了我，好像他希望我把這件事繼續追蹤下去。但是，時至今日，一切都晚了。而我有的時候之所以對那一整段日子記憶猶新，恰恰是因為有一些問題我還沒有找到答案。

白天從辦公室回來之後的閒暇時刻，以及獨享孤獨的大多數星期天晚上，我都會想起一個細節來。我全神貫注，試著把其他細節都收集起來，把它們記在保齡的筆記本後面的空白頁上。我也一樣，開始尋找那些固定點。這也是一種消遣，就像其他人做填字遊戲或者玩單人牌遊戲一樣。保齡記錄的那些人名和地址幫了我很大的忙，它們使我時不時地想起一件確切的事情，一個淫雨霏霏的午後或者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對季節一直非常敏感。一天晚上，露姬走進孔岱，頭髮被一場突如其來的傾盆大雨或者十一月份或初春那種淅淅瀝瀝下個不停的小雨淋了個透溼。那一天，夏德利太太站在吧檯後面。她上二樓的一個小套間找了一條浴巾下來。就像筆記本上記載的，那天晚上，扎夏里亞、安妮特、堂·卡洛斯、米海依、拉歐巴、弗雷德以及莫里斯·拉法艾爾坐的是同一張桌子。扎夏里亞拿過浴巾，把露姬的頭髮擦乾，然後像用包頭布一樣把她的頭包了起來。她加入到他們那一桌，他們要她喝格羅格酒，她和他們一起待到了很晚，頭上一直包著包頭布。離開孔岱的時候，已經是凌晨兩點鐘了，雨還在不停地下。我們站在門口的門洞裡，露姬依然包著包頭布。夏德利太太熄掉大廳裡的燈，上樓就寢去了。她開啟底層與二樓之間的中二層的窗戶，建議我們上樓去她家避雨。但莫里斯·拉法艾爾彬彬有禮地回答說：“夫人，這萬萬使不得……我們得讓您睡覺……”這是一個相貌英俊的棕發男子，比我們要年長，是孔岱的一名死心塌地的老主顧，扎夏里亞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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