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殖民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英屬印度地區（包括現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以其異域的景緻和情調、同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習俗，給英國作家提供了一個極為理想的創作背景。於是我們看到，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批判聲中，在現代主義技法實驗的大潮中，一些作家同時也將眼光瞄向了這片奇異的南亞土地，並創作出大量優秀的作品。

然而單就長篇小說而言，在這些數量龐大、題材繁博的作品當中，真正稱得上佳作的，恐怕除了吉卜林的《吉姆》（Kim）和福斯特的《印度之行》（PassagetoIndia）以外，就當屬奧威爾的這部《緬甸歲月》了。我曾長期懷疑，這是由於自己對英國文學史見識淺薄所致的個人見解，後來在批評家勞倫斯·布朗德（LaurenceBrander）的著述裡看到了類似的評價，他認定《緬甸歲月》比之《吉姆》和《印度之行》差距尚大，但定要排個第三齣來的話，還真是難有與之匹敵的。再翻到版權頁一看，此書1954年便已出版，看來我的見識淺薄的確不假，而《緬甸歲月》的“探花”地位倒也不是一己之見。

奧威爾同印度有著極深的因緣，他的父親長期供職於印度政府的鴉片部，而他本人就出生在印度比哈爾邦的莫蒂哈里，次年隨母親回國，公學畢業後，雖學業尚好，但未像其他伊頓生那樣去牛津劍橋深造，而是重返亞洲，在緬甸做了五年（19221927）的警察。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亞洲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英國與緬甸民族關係最為糟糕的時期，於是，奧威爾也就親歷了諸多的民族隔閡，衝突，甚至殺戮，以及由此給雙方所帶來的難以擺脫的精神苦痛。奧威爾自認是大英帝國殖民機器上的一個部件，自然感受到難以承受的道德罪責。所以，如同當年的霍桑寫作《紅字》（TheScarletLetter）是意在給自己的清教徒先祖贖罪一樣，奧威爾寫《緬甸歲月》時，亦是感受到內心中有一股“我必須為之贖罪的龐大重負”，因此必須透過文學創作的方式，來獲取內心的安寧和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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