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來的幾周，我一直在巴塞羅那，那裡瀰漫著一種特別的情緒——猜疑、恐懼、半信半疑和遮遮掩掩的仇恨。五月戰鬥留下了無法根除的影響。毫無疑問，隨著卡巴列羅政府的垮臺，西班牙共產黨絕對掌握了政權，內部秩序的控制權也移交給共產黨的部長們，只要有一點點機會，他們都會打擊競爭對手，沒有人對此表示懷疑。但到現在為止，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我自己無法想象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但有一種持久的模糊的危機感，我意識到糟糕的事情即將發生。哪怕你幾乎與這場陰謀不沾邊，這種氛圍也會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個同謀。你彷彿整天待在咖啡館的角落裡小聲講話，時刻擔心鄰桌的人是不是警察局密探。

由於受到出版審查制度的影響，各種可怕的謠言流傳開來。有一種說法是：涅格林-普列託政府打算對戰爭採取妥協態度。當時，我傾向於相信這種說法，因為法西斯分子離畢爾巴鄂越來越近，而政府顯然沒有采取任何挽救措施。鎮上到處懸掛著巴斯克旗幟，姑娘們在咖啡館裡叮噹作響地擺弄著化妝盒，廣播裡照例廣播“英勇保衛者”的事蹟。但巴斯克並沒有得到任何實際的援助。這讓人覺得政府在玩弄兩面派手法。後來的事件證明我的這些想法全都錯了，但如果再展示出哪怕一點力量的話，畢爾巴鄂完全可能被挽救。哪怕在阿拉貢前線只發動一次進攻，即使是失敗了，也能迫使佛朗哥轉移部分軍隊，但政府沒有采取任何進攻行動，直到為時已晚——事實上，直到畢爾巴鄂陷落都沒有開始進攻。全國勞工聯盟散發大量傳單：“小心提防！”，暗示“某個政黨”（意指共產黨）正秘密策劃軍事政變。人們也普遍擔心加泰羅尼亞將受到攻擊。此前，當我們重返恰時，我看到人們正在前線後面修築幾十英里長的堅固防線，並在巴塞羅那各地開挖新的防彈掩體。巴塞羅那經常擔心空中和海上襲擊，警報更多的時候是誤報，但每當警報拉響，全城燈火都要熄滅數小時，膽小的人就會躲進地下室。警察密探遍佈各地。監獄裡一直人滿為患，既有因五月戰鬥而抓進來的，也有其他人——當然，總是有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的忠實支持者——被三三兩兩地送進監獄，然後一直待在那兒，通常不得與外界聯絡。鮑勃?斯邁利仍舊被關在巴倫西亞的監獄裡，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不管現場的英國獨立工黨代表還是負責此事的律師，都不準見他。國際縱隊的外國人和其他一些民兵正在被大批地關進監獄。他們通常被當作逃兵抓起來。一般情況下，沒有人確切地知道民兵究竟是志願者還是正規軍。幾個月前，在部隊裡服役的民兵被當作志願者，他們任何時候想離開都能拿到遣散證明。現在，政府好象已經改變了主意，聲稱民兵是正規軍，如果他想回家，那麼他就是逃兵。但即使此事，也沒人有十足的把握。在前線的一些地方，當局仍在簽發遣散證明。在前線，這些證明有時被認可，有時不被認可，如果不被認可，你立刻就會被投進監獄。後來，監獄裡的外國“逃兵”人數狂增到數百人，但一旦他們自己的國家提出抗議，他們大多會被遣送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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