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西班牙而言，上世紀三十年代是一個風雲際會、跌宕起伏的時期，西班牙人民以及國外志願人員聯合抗擊佛朗哥武裝叛亂的鬥爭，雖以失敗而告終，但他們在其間展示出的精神和情懷，震撼了整個世界，也影響了整整一代西方知識分子。所以這段西班牙歷史上最悲慘的時期，同時也稱得上是“浪漫主義的戰爭時期”(何塞?狄亞斯語)，讓每個曾經經歷過這場血與火考驗的人回想起來。都會生髮出澎湃的激情和感懷。可是這場內戰留給人們的．僅僅是雖敗猶榮的悲壯和澎湃的激情嗎?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喬治?奧威爾(1903—1950)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給了我們一個否定的回答。實際上，今天世人所能看到的所謂史料，幾乎盡是當初政治宣傳性的材料，或是沒有親歷戰爭的記者們人云亦云的說法。說“歷史服務於政治，政治產生歷史”似乎略顯偏激，可歷史記錄總要帶上時代的痕跡和意識形態的烙印，這卻是誰也否認不了的。當時的蘇聯政府和西班牙共和國。在抵抗佛朗哥叛軍的同時，就在反法西斯陣營內部的爭鬥中，出於政治利益的需要使用了大量的政治宣傳，甚至歪曲了部分事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地遮蔽了歷史真相。憑藉這部自傳體作品，奧威爾試圖還原這段歷史的本真面目，儘管他自己也承認，其中難免有描述上的錯誤和以偏概全的現象，但還是足以改變人們過去對西班牙內戰的簡單印象，讀者會發現：比起共和國同法西斯的戰鬥，共和國內部的黨派紛爭和政治宣傳似乎來得更為可怖，給人的心理帶來的陰影和創傷也更為嚴重。當我們看到作者的朋友柯普——一個拋棄了一切來參加反法西斯戰鬥並且表現十分英勇的比利時人，沒有被敵人打死，卻僅僅因為自己屬於“托洛茨基主義”政黨P．O．U．M．(即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而被政府投入監獄的時候，一定會被政治的複雜性和殘酷性所震撼。在書中，奧威爾無意攻擊蘇聯當局和西班牙共產黨(儘管他們當時的政策確有失誤)，而只是把自己的所見所聞乃至所想，客觀真實地記錄下來．由於他的身份不是一名記者，而是一名真正意義上的戰士，其經歷自然就頗具戲劇性和傳奇性，所以無需任何渲染和“藝術加工”，單單呈現事實．就足夠讓我們心絃拉緊、寄情於內。而他對派系攻擊和政治迫害的記述．非但沒有減損故事主題的統一性，反而增加了其中的悲劇美。當然，如若讀者把這部傳記當作什麼悲壯的史詩，那就有些牽強了．在宏大的記事和嚴正的說理後面，永遠躲藏著一個諧趣的奧威爾，他的樂觀精神和風趣脾性，會讓你在讀這種嚴肅題材的作品時不會感覺枯燥，而西班牙人疏於紀律、熱情散漫的性格跟英國人嚴格拘謹、有板有眼的傳統碰撞在一起所引發出的不和諧，也會讓人忍俊不禁。即使在記敘自己脖頸中彈這等事關生死的時刻，奧威爾也儼然是一幅旁觀者的架勢，輕鬆地超然於外．甚至躺在擔架上，他心中還暗自稱讚擊中自己的敵兵實在“槍法一流”．對於死神隨時都會降臨則全然不在乎。我想，這當中除了奧威爾不畏死的氣概之外．只有他自己那句自我解嘲的話可以解釋了：“可能人在瀕死的時候，想法也會與平常大不相同了吧。”因此，閱讀《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會有一種模糊於歷史和喜劇之間的感受，在發笑時又感覺到一種強烈的辛酸，無怪乎有人將其與約瑟夫．海勒(1923—1999)的《第二十二條軍規》並稱為二十世紀黑色幽默的兩大巔峰之作。稍為細心一點的讀者都會發現，這本書中有整整兩章乃是插入式議論，從敘事連貫的角度看似無必要，甚至對本書的整體樣態還會有所毀損．一個是描寫黨派政治恐怖的第五章，一個是分析巴塞羅那戰鬥中官方虛假宣傳的第十一章。這似乎是奧威爾一以貫之的作法，熟知其作品的人一定都會由此聯想到《巴黎倫敦落魄記》中專門總結倫敦黑話的第三十二章．還有《一九八四》中間長篇引述的《寡頭政治集體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以及末尾附錄中的那篇《新話的原則》。曾經有評論家就此毫不客氣地質疑奧威爾：‘‘你幹嗎要塞進這些東西?把一本原來很不錯的書變成了低階的新聞報道。’’眾所周知，新聞體(joumalism)是文學創作的大忌，因為兩者在語言功能和語言操作上是截然兩途、背道而馳的：新聞語言重在提供資訊．語氣明確；而文學語言則富於表現，蘊涵情感。更確切地說，新聞報道的功能是把事件的情況儘量按照原貌傳達給受眾，而文學語言則意在激盪起讀者心緒中某種特殊、微妙的感受和體驗。海明威當年就是因為聽從了斯泰因的勸告．放棄記者這一行，而從中大受其益的。奧威爾自己做過記者，自然該深得其中要領，比如說其語言就在簡約凝練的同時，沒有流於新聞報道的簡單和俗套，或者換種說法，即使是準確、客觀地記錄事實，他所呈現給我們的，也是一種“藝術的復原和再現”(董樂山語)。既然如此，奧威爾為何偏偏執拗地“塞進”這兩章呢?道理很簡單．那就是我們前面提到過的目的——還原歷史的本真面目。在經歷了這一番複雜的政治糾葛和危難之後，作為一個有道德操守和良心的知識分子，面對國外公眾對事實(眾多無辜的人被投入牢獄)缺乏瞭解的情況，他實在是別無選擇。事實上，奧威爾寫作本書的初衷也就是要揭示真相，而非編織構造生動感人的故事，或者展示自己光榮的戰爭經歷，換言之，正是在這兩章想說的話，才促使他寫就了整部自傳，所以他敢於在第五章開頭赫然宣稱：“如果你對黨派政治的恐怖毫無興趣，請跳過這些內容不讀，正因為此我才將其中的政治部分列為單獨的一章。”儘管在體裁上不是小說，可本書畢竟有著很強的敘事性。所以．如此大膽的做法，縱使是見識過後現代敘事的當代讀者，也會有些驚訝和意外，更莫說是三四十年代裡那些仍舊囿於維多利亞傳統的讀者。況且奧威爾本人也曾坦陳：《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是政治性書本，而在人們的眼中，政治性和文學性似乎永遠是互相牴觸的。再加之其他一些因素，這本書起初頗受冷遇，剛在英國上市時購閱的人並不多，而在美國，更是多年以後才得以出版。然而時間是考驗一部作品最有效的準繩，這部當時幾乎無甚影響的力作，終歸還是受到了應有的重視——文體學家開始注重書中簡潔到位、一針見血的“奧威爾語言”，歷史學家將其奉為關於西班牙內戰的權威性檔案，報刊述評則稱其為“現有關於西班牙內戰的最好的書”(《紐約客》)。於是乎，當其他記錄西班牙內戰的書籍遭受新聞報道般的命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塵封、被湮沒的時候，《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卻一直生還，甚至保持著歷久彌新的生命力，成為“奧威爾畫廊中最精美的一幅自畫像”。就連那兩章被指摘為瑕疵的插議，究竟有何等價值，我們也該重新審視了。但凡不朽之作，無一不是在描景狀物、敘事寫人的基礎上觸及到了最根本的問題——人性，而硝煙瀰漫的戰場和複雜殘酷的政治，無疑是凸顯人性的絕佳場合。因此，我們誠然可以跟在批評家的身後。也去指劃奧威爾創作手法中的這樣或那樣的所謂不足和缺陷，可誰也不能否認，他對人性的展現和探討，以及由此體現出的他本人的人格魅力，是具有極大震撼力的。也正因為這樣，我本人在讀奧威爾的時候，會暫時忘卻布萊希特的“間離化”理論、忘卻新批評派的“感受謬誤”觀，一句話，放棄自己“批判的頭腦”(criticalmind)，甘心做一名被動的接受者，找尋身臨其境的感覺，跟隨作者的記敘，同他一起去經歷激戰、一起去重溫史實、一起去探求人性的力量。我相信，奧威爾也不會把讀者引入什麼盲目的“現實主義幻境”(realisticillusion)中，而是交還給我們一雙更為明亮的眼睛．和一個更具批判精神的頭腦，去追求一個更加澄明和本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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