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陶談到他作小說的態度，常喜歡說：我只是如實地寫。這是作者的自白，我們應該相信。但他初期的創作，在“如實地”取材與描寫之外，確還有些別的，我們稱為理想，這種理想有相當的一致，不能逃過細心的讀者的眼目。後來經歷漸漸多了，思想漸漸結實了，手法也漸漸老練了，這才有真個“如實地寫”的作品。彷彿有人說過，法國的寫實主義到俄國就變了味，這就是加進了理想的色彩。假使這句話不錯，聖陶初期的作風可以說是近於俄國的，而後期可以說是近於法國的。

聖陶的身世和對於文藝的見解，顧頡剛先生在《隔膜》序裡說得極詳。我所見他的生活，也已具於另一文。這裡只須指出他是生長在一個古風的城市--蘇州--中的人，後來又在一個鄉鎮--甪直--裡住了四五年，一徑是做著小學教師；最後才到中國工商業中心的上海市，做商務印書館的編輯，直至現在。這二十年來時代的大變動，自然也給他不少的影響；辛亥革命，他在蘇州；五四運動，他在甪直；五卅運動與國民革命，卻是他在上海親見親聞的。這幾行簡短的歷史，暗示著他思想變遷的軌跡，他小說裡所表現的思想變遷的軌跡。

因為是“如實地寫”，所以是客觀的。他的小說取材於自己及家庭的極少，又不大用第一身，筆鋒也不常帶情感。但他有他的理想，在人物的對話及作者關於人物或事件的解釋裡，往往出現，特別在初期的作品中。《不快之感》或《啼聲》是兩個極端的例子。這是理智的表現。聖陶的靜默，是我們朋友裡所僅有；他的“愛智”，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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