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適之先生的《藏暉室札記》裡，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並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確吃了一驚，彷彿夢醒一般；但是家裡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著來了五個孩子；兩個肩頭上，加上這麼重一副擔子，真不知怎樣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著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這只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著，和普通的父親一樣。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著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辯解--像撫摩著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讀了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了那種偉大的，沉摯的態度，我竟流下淚來了。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耽誤你，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我為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為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著！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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