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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這些免稅田，亦成為了大明朝的一大弊病。

跟著後世的“富人多繳稅”相違，這時代的富人反倒不用繳稅，窮人則要多繳稅。

舉人和進士都能夠享受到免稅的優待，若是在仕途取得成就，同樣有著極大的好處。若官至四品，還能再免兩千畝，二品以上，則可免稅一萬畝。

反觀普通的百姓，當地的縣官不敢對那些士紳階層下手，但為了徵糧的成績顯得更好看，往往會千方百計多榨取一些稅糧。

特別是戶部尚書賈應春提出“徵糧不足七成，當地官員不得升遷”，這種壓力極可能是直接作用在普通百姓身上。

正是這種不公的徵稅規則存在，致使社會矛盾衝突不斷，普通百姓不堪重負。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農民起義層出不窮。

林晧然作為一個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會主動抨擊這個不公的徵稅現象。

何況，這科舉的公平公正就擺在這裡，人人的機會都是均等的。而他們為了取得功名，亦是經過了十年寒窗苦，這隻能說是一種付出後的回報罷了。

站在不同的位置，註定對事情的看法會有所不同，特別是關乎自身利益的事情。對於這一點，林晧然突然有所體會。

轉眼間，已經到了午後，外面的庭院沐浴在秋日的陽光之中。

孫吉祥抱著一摞狀紙走進來，向著他稟告道：“今日共接收各色訴狀六十三份，其中刑事案件八份，其餘皆為民事糾紛。”說著，便將其中的八份刑事案件置於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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