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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時節，一場細細綿綿的春雨灑落在北京城上，昭示著春天已然悄然來臨。

農諺有曰：二月二龍抬頭，大倉滿小倉流。在大明的某些地區中，春雨成為了每年收成的預警，倘若春雨充沛，預示著今年會大豐收。

正是這個二月的春關乎著接下來一年的收成，令到朝廷歷來很是重視。耕藉禮，便選在了這個月份的某個吉日舉行，今年則選定了二月十四日。

按著大明曆代皇帝一貫的做法，皇上在這一日需要前往外城位於正陽門西南方向的先農壇，即後世的北京古建築博物館舉行耕藉禮的儀式。

只是到了嘉靖年間，給事中王璣上疏稱“南郊流於具文，天子當以親耕，以供粢盛”，此言合乎了嘉靖的心意，遂決定在西苑隙地耕籍。

不僅是皇上的先農禮，而且連皇后的先蠶禮同樣搬到了西苑內，在仁壽宮前面建土谷壇，在仁壽宮後面建先蠶壇，從此耕藉禮改為西苑舉行。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耕藉禮改到西苑後，嘉靖卻連“流於具文”都不搞了，跟著很多儀式般遣官代行，本人則是沉迷於修玄之中。

這幾年更是如此，嘉靖一次都沒有親自參與耕藉禮，而是讓禮部尚書或閣臣進行代勞。

能不能請動皇上出席耕藉禮，這看似無關輕易的小事，但很多官員卻看成是國家大事。畢竟此事關乎農事，關乎大明的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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