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惠嫻的車攤設在瑞金路與延安路的交接處，背後是一塊正在打樁的建築工地，四周圍著雪白的圍牆。面對著瑞金路的石灰牆面上刷了一行巨大的硃紅黑體字：“安全第一質量第一效益第一節約第一”。童惠嫻的三輪車就停放在一棵法國梧桐樹下面。各種型號的腳踏車內外胎掛在三輪車的把手上，而車板上則是腳踏車的配件，兩支打氣筒立在樹根的旁邊。童惠嫻的工作寫在一塊木板上，“修車、補胎、打氣”。童惠嫻的左側是另一個工廠的下崗女工，她在賣報。她們一直不知道對方的姓名，不說，也不打聽。她們互稱“大姐”，說一些

閒話，或者為對方換一些零錢。儘管這樣的生活日復一日，可是她們總認為這樣的日子是短暫的、臨時的。有一天她們會重新回到“原來”的地方去的。

童惠嫻於一九九二年九月從腳踏車總廠下崗。她的二兒子正是在這一年的八月考上大學的。兒子考取的當天童惠嫻就預感到下崗的命運了。有一得必然會有一失。生活大體上總是這樣的格局。童惠嫻在總廠做的是裝配工。多多少少算有些技術，擺個修車鋪子應該能把一張嘴打發過去。修理腳踏車無非就是拆下來再裝上去，不算什麼太難的事。可是童惠嫻在決定擺攤之前還是生了一場病，躺了一個星期。她是無論如何也不甘心在馬路的邊上做這種事的，拉不下這個臉面。可是兒子報完到，家裡就全虧空了，看病的錢都擠不出來了。童惠嫻感覺到自己又一次掉到冰河裡去了，她還是在插隊的那一年掉到冰窟窿裡頭產生過這種感覺的，手和腳全落空了，沒有一個地方能落得到實處。董惠嫻後來“豁”了出去，抱了病走上街頭，掛起了“修車、補胎、打氣”的小木牌。她的第一筆生意碰上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騎了一輛很髒的捷安特山地車，後胎爆了。童惠嫻修好車，認認真真地替小夥子把車子擦回到七成新。後來小夥子問：“多少錢？”童惠嫻低了頭就是說不出口。小夥子掏出一張十元，很大方地說：“別找了。”童惠嫻沒有接。童惠嫻再也料不到自己不敢去接。她望著這張皺巴巴的現鈔，委屈和羞辱全堵在心窩裡頭，一點一點化開來了，往上湧。一雙眼裡很突然地汪開了兩朵淚。小夥子把十元現鈔丟在小木凳子上，騎上車，很滿意地吹起了口哨。吹過來一陣風，那張皺巴巴的十元錢掉在了地上，翻了幾翻。正過來是十元錢，翻過去還是十元錢。小夥子走遠了，童惠嫻弓下腰拾起那張紙幣，眼淚說下來就下來了。童惠嫻就感到自己做了一回賊似的。她童惠嫻是誰？混了幾十年了，十塊錢就讓她這樣了。這一想童惠嫻便越發傷心了，拿了一隻很髒的手往臉上捂。捂不住，兩隻手都沒有捂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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