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骨灰終於有了下落。一九七八年哥哥摘掉帽子從黑龍江返回上海，便開始四處打聽，尋找父親的遺骸了。他曾經數度到崇明島去查詢，可是不得要領，那邊勞改農場的領導已經換過幾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過羅任平這樣一個人。“文革”期間，從上海下放到崇明島勞改的知識分子，數以千百計，父親在交通大學執教，雖然資格很老，但只是一個普通數學教授，還稱不上“反動學術權威”。他在崇明島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會。那個年代，勞改場上倒斃一兩個年邁體衰的知識分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哥哥奔走年餘，父親的骨灰下落，始終石沉大海。父親在崇明島上勞改了八年，是一九七六年初去世的，離“四人幫”倒臺，只差幾個月的光景。哥哥信上說，按規定，骨灰儲存，時限是三年；三年一過，無人認領，便會處理掉，因此他焦急萬分，生怕年限一到，父親的骨灰流離失所，那麼便永無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秋天，突然間，峰迴路轉，交通大學竟主動出面，協助哥哥到崇明島追查出父親遺骸的所在。哥哥把父親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馬上打了一個電話到紐約給我，電話中他很激動，他說交大預備替父親開追悼會，為他平反，恢復名譽，並且特地邀請我到上海去參加，這，都得感謝美國福斯特惠勒公司。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與中國工業部簽定了一項合同，賣給北京第一機械廠一批巨型渦輪，這批交易價值三千多萬美金，是公司開啟中國市場的第一炮，因此分外重視，特別派我率領一個五人工程師團，赴北京訓練第一機械廠的技術人員。工業部的接待事項籌劃得異常周到，連我們上海徐家彙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趕著粉刷油漆了一番，並且還新裝上電話，以便我到上海參加父親的追悼會時，可以住在家中，與哥哥團聚。不消說，父親的追悼會，一定也是細心安排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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