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雨》與《電》

——巴金的《愛情的三部曲》

劉西渭

安諾德論翻譯荷馬，以為譯者不該預先規定一種語言，做為自己工作的羈縛。實際不僅譯者，便是批評者，同樣需要這種勸告。而且不止於語言——表現的符志；我的意思更在類乎成見的標準。語言幫助我們表現，同時妨害我們表現；標準幫助我們完成我們的表現，同時妨害我們完成我們的表現。

有一利便有一弊，在性靈的活動上，在藝術的製作上，尤其見出這種遺憾。牛曼教授不用拉丁語根的英文翻譯荷馬，結局自己沒有做到，即使做到，也只勞而無功。考伯詩人要用米爾頓的詩式翻譯荷馬，結局他做到了，然而他丟掉荷馬自然的流暢。二人見其小，未見其大；見其靜，未見其變。所謂大者變者，正是根裡荷馬人性的存在。荷馬當年有自由的心境歌唱，我們今日無廣大的心境領受。

批評者和譯者原本同是讀者，全有初步讀書經驗的過程。

漸漸基於個性的差異，由於目的的區別，因而分道揚鑣，一個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動介紹過來，一個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動解釋出來。這裡同樣需要儘量忠實。但是臨到解釋，批評者不由額外放上了些東西——另一個存在。於是看一篇批評，成為看兩個人的或離或合的苦樂。批評之所以成功一種獨立的藝術，不在自己具有術語水準一類的零碎，而在具有一個富麗的人性的存在。一件真正的創作，不能因為批評者的另一個存在，勾銷自己的存在。批評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攔住水的去向。堤是需要的，甚至於必要的。然而當著傑作面前，一個批評者與其說是指導的，裁判的，倒不如說是鑑賞的，不僅禮貌有加，也是理之當然。這只是另一股水：小，被大水吸沒；大，吸沒小水；濁，攪揮清水；清，被濁水攙上些渣滓。一個人性鑽進另一個人性，不是挺身擋住另一個人性。頭頭是道，不誤人我生機，未嘗不是現代人一個聰明而又吃力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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