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黨錮之禍之後，或許與這場政治角力的戲劇性結局有關，宦官和知識分子這兩大政治集團都沒有汲取教訓，這就為第二次黨錮之禍埋下了伏筆。

我們先說宦官方面。

沒蛋的人有沒蛋的人的做事風格——歷經了這樣一場政治風波，按說宦官們也應該汲取教訓，斂聲屏氣低調做人了，但是他們不，“既然我可以讓皇帝把你們丫的逮起來一次，照樣可以逮你們第二次！”所以用不著夾起尾巴做人，該咋還是咋，很快恢復了往日的威風，繼續專權，繼續左右朝政，繼續為非作歹，繼續巧取豪奪，很多人富可敵國，做棄船準備，紛紛把妻子兒女送到國外，向國外轉移鉅額資產，據說每年達五百億美元之多。

就連術士張成也肆無忌憚起來，在皇家刊物上發表文章《有關‘禁錮運動’的幾點思考》，說桓帝釋放李膺及其追隨者，並不意味“黨錮”運動錯誤，而是桓帝審時度勢、慈悲為懷做出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選擇。經過桓帝默許和支援，張成的觀點迅速成為意識形態管理部門進行宣傳的“主旋律”，所有官方報紙、廣播、電視輿論一律，集中進行宣傳轟炸，消失了其他一切聲音。

知識分子如何？

歷經劫難而不死的知識分子聲望在民眾中間不降反升，許多人把改變社會的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知識分子再度忘乎所以，標榜、結聚之風愈加盛長，甚至有推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李膺等八人為“八俊”，郭泰等八人為“八顧”（顧，以德行感染他人之意），張儉等八人為“八及”（及，引導他人之意），尚度等八人為“八廚”（廚，仗義疏財之意）的輿論，儼然社會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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