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

我在美國愛荷華州的一個小鎮上，沒有網路，沒有電視訊號，連報紙都得到三十公里遠的州府去買，搞不清楚具體的情況。

打電話請示領導。張潔說：“別回來了，前兩天調查拍的東西都廢了，現在做不了專題，都是新聞。”

我發簡訊給老郝：“怎麼著？”

她說：“已經不讓記者去前方了，要去的人太多，臺裡怕前方的資源支援不了，有人身危險。”

我問羅永浩，他正帶著人在前方賑災。

“已經有疫情了。”老羅說。

我回：“知道了。”

“日，就知道你會更來勁。”這個糙漢。

我改了行程回國，直接轉機去成都。上飛機前，我買了份《紐約時報》，從報紙上撕下兩張照片，貼身放著張是一對四川夫婦，站在雨裡，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懷裡，戴著眼鏡的男人臉色蒼白，抱著妻子，閉著眼睛，臉向著天，腳邊是藍色塑膠布，覆蓋著孩子遺體。一張是年輕士兵懷抱著一個孩子，帶著一群人從江邊崩塌的滑坡上向外走，江水慘綠，人們伏在亂石上匍匐向前。

到了綿陽，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記者。

我拿著在醫院帳篷找到的幾樣東西個滿是土和裂縫的頭盔，一隻又溼又沉的靴子和一塊手錶，講了三個故事：男人騎了兩千里路的摩托車回來看妻子；士兵為了救人，耽誤療傷，腸子流了出來；還有一個女人在廢墟守了七天，終於等到丈夫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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