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四年，我在福建農村採訪拆遷。

圍攏的農民越來越多，人多嘴雜聽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問：“你們當時同意這個拆遷方案嗎？”

“不同意！”居首一位農民說。接著大家紛紛喊起來：“不同意！不同意！”

我說：“不同意的人請舉一下手。”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舉起來，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頭，喊：“我！我！”

我覺得這個鏡頭很有張力，也足夠說明問題。晚上工作完，攝像李季在飯桌上提醒我，採訪最好不要用這個方式，可以約幾個人坐下來問，比較從容地陳述，拿出證據。人們圍攏的時候，表達的很可能只是一種情緒。

我沒說話，不完全聽得進去——農民利益受損這麼大，上訪無果，碰到媒體都不能表達一下嗎？再說了，有情緒也是現實。

幾個月後，在福建採訪一家藥業的負責人，兩位工人因為搶修排汙管死亡，輿論懷疑死亡與遮掩汙染有關，環保局承認受到壓力無法調查此事，我們沒有偵查取證的權力，疑問再多，對方都可以否認，“沒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對抗性採訪時一樣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新聞節目“60分鐘”，記者萊斯利採訪前任副總統戈爾，萊斯利問他：“你還會復出競選總統麼？”

戈爾一直打哈哈繞圈子，八分鐘，眼看這採訪要失敗了。

忽然她問：“戈爾先生，您還會留鬍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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