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三年九月，張潔搞改革，“調查性報道”成為“新聞調查”的主體，以開掘內幕為特徵，採訪會很剛性，開會的時候他發愁：“柴靜跟我一樣，太善良了，做不了對抗性採訪。”

老範接下茬：“都不見得吧？”

“真的，她臺上臺下都是淑女。”一屋子人，只有老張見過我怯懦的時候。

“她？”天賀笑得直喘。

這幫壞蛋。

新同事都是非典時才認識我，那時我剛從爛泥境地拔出腳，沾了點輕度躁狂，帶著矯枉過正的活潑，上樓都一步兩級，沿著樓梯上指向“新聞調查”的箭頭一路跳上去。還是我爸最理解我，說：“就像我們手術檯上的病人，麻藥勁兒過去了，話特別多，抑鬱很容易轉成亢奮。”

這種虛亢上陣交手，一招就潰敗。

一個醫院監聽120電話，違規出車搶病人，病人死亡，取證時只拿到一段出車搶人的錄音。家屬一直懷疑延誤了治療時機導致死亡，但病歷拿不到，時間緊任務重，我赤手空拳，又必須一試。機器架起來，我坐在醫院負責人的對面。

他四十多歲，見了鏡頭不躲也不緊張：“坐，問吧。”

他渾身都是破綻，但我就是點不到要害。他承認違規出車，但認為違規出車和病人死亡之間沒有必然關係。醫療是非常複雜的專業問題，你可以無限懷疑，但事實弄不清，這節目就是廢的，說什麼都沒用。我只是一個記者，沒有他的允許，不能掀開他家裡的簾子去看看後面有沒有人，不能使用超常的技術手段，雖然他左口袋的手機裡可能就有那個事關秘密的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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