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聞調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點，我給製片人張潔打了一個電話：“我來報到。”

張潔說：“我們正在開關於非典的會。”

我說：“我想做。”

我已經憋了很長時間。之前幾個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頻繁討論。最初，媒體都勸大家別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樓下賣煎餅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氣，車把上掛著一塑膠袋板藍根，見了我從腳踏車上一腳踩住，問：“你不是在電視臺工作嗎，這事到底怎麼著啊？”我啞口無言。乾著急參與不進去，悶悶地想，將來我要有個孩子，他問我：“媽，非典的時候你幹嘛呢？”我說：“你媽看電視呢。”這話實在說不出口。

掛了張潔電話，手機扔在沙發上，我又拽過來給他發了條簡訊：“我現在就去好嗎？”沒等他回，我電話打過去：“十分鐘後到。”

一推開門，一屋子人，熱氣騰騰，跟新同事也來不及寒暄，直接問：

“現在到底是個什麼情況？”

“不知道。”

“那怎麼做？”

“去現場。”

這個欄目的口號是“探尋事實真相”。

當天晚上開會還在說要採訪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但誰也聯絡不上。大家說，那就去醫院吧。那時候都沒防護意識，也沒有防護服，辦公室姚大姐心疼我們，一人給買了一件夾克，滑溜溜的，大概覺得這樣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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