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裕民和程仁曾經到區上拿回了一本石印的小書。這是縣委宣傳部印發的。他們兩人都識字不多，到了夜晚便找了李昌來，三個人擠在一個麻油燈底下逐行逐行的念。李昌還把一些重要的抄在他的小本上。他那個小本子抄了很多珍貴的東西，入黨的誓詞，做一個黨員的起碼條款，如：一，死活替窮人幹一輩子；二，跳黃河一塊跳，異口同音，叫我怎辦就怎辦；三，要交黨費；四，凡不在黨的，不管父、母、妻、子，該守秘密的事，也不能告訴他們……——都寫在上邊。每當碰到有什麼為難的問題，李昌便去查他的小本子，常常就可以在那裡邊找著答案。這個有雀斑的，不漂亮的年輕黨員，是個愛說話而且有唱歌天才的小夥子。

他們三個人一道研究這本“土地改革問答”，卻各有各的想法。總是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又缺乏思考的李昌，他越念下去越覺得有興趣。他常常聯絡村上的具體人物來說明誰是地主，誰是富農，誰是中農；應該打擊誰，應該照顧誰，愉快的笑不離開他的臉。在他心裡不斷的湧起對黨的，對毛主席的讚歎，他忍不住叫了起來：“這個辦法可好呀，這樣才把那些有錢的人給治下去了，窮人真真的翻了身嘛！”他對於本村的土地改革覺得是輕而易舉，有十足的把握。程仁呢，因為春天他參加了做“合理負擔”，他對於本村的土地比較熟悉，他又把那個戶口冊子拿了來翻閱，那上面登記得有詳細的土地數字，他對於成份的鑑定特別細心。他常常說：“天呀！李大海有三十畝地，你能說他是富農，或中農麼？他那個地是什麼地呀，給人也沒有人要的嘛！”或者就是說：“別看劉振東地少，一個青壯年，三畝好水地呀！”或者就又說：“李增山論地是貧農，可是他有手藝，他又討了老婆，老婆還穿著新棉衣呢。”他覺得土地的分配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問題，要能使全村人滿意，全村都覺得是公平的才算把這件事做好了；如果做不好，會反而使自己人鬧起意見來，反而不好做工作了。這裡只有張裕民說的比較少，他只考慮到一個問題，這就是他們究竟有多少力量，能夠掌握多少力量，能否把村子上的舊勢力徹底打垮。他深切的體會到要執行上級的決定，一般的是容易做到，因為有黨，有八路軍支援著，村子上的人也不會公開反對。但要把事情認真做好，要真真徹底剷除封建勢力，老百姓會自覺的團結起來，進行翻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總覺得老百姓的心裡可糊塗著呢，常常就說不通他們，他們常常動搖，常常會認賊做父，只看見眼前的利益，有一點不滿足，就罵幹部。同時張裕民也覺得：又只有靠近他們，自己才有力量，可是他們又常常不可靠，忽東忽西的。要完全掌握住他們，張裕民清楚還是不可能，因此他對這即將到來的土地改革，雖然抱著很高的熱忱，卻有很多的顧慮。他只希望區上會早一點派人來，派一個得力的人來，能把這件大事好好的辦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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