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時，也就是北京那個莊嚴的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進入意義重大的主題報告的時候，在雲南邊陲一個地圖上無法查到的叫做橄欖壩的偏僻地方，一個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著無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難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間小路上。沒有人聲喧譁，沒有塵土飛揚，只有一縷深秋的太陽寂寞地穿過樹林，將破碎的光斑灑落在這個即將成為母親的氣喘吁吁的年輕孕婦身上。女知青不時直起腰來，抹一抹額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邊的樹幹歇一歇。她當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遙遠的北京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這些事情與她和知青未來命運的關係，眼下她只有一個比任何時候更加強烈的願望，那就是快快趕完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醫院去。

就這樣，當這個已經在上山下鄉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著自身對於未來的巨大希望，步履維艱地走向分場醫院的時候，她並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將走到盡頭。因為一個可怕的災難正在前面等著她，死亡的陰影已經張開翅膀。

從任何意義上說，七分場這間只能遮風擋雨條件簡陋的舊房子都不能被稱作“醫院”，正如那個出身貧農，當過部隊炊事員，高小畢業，被選拔進“紅醫班”深造三個月的成醫生也很難可以被稱為“醫生”一樣。然而，成醫生和他的同事們確確實實在這間從未認真消過毒的大房子裡一直工作了將近十個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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