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為什麼，對一個人深入的回憶，非要到他逝去之後。難道回憶是被痛苦帶來的嗎?

1977年春天我認識了韋君宜。我真幸運，那時我剛剛把一隻腳怯生生踏在文學之路上。我對自己毫無把握。我想，如果我沒有遇到韋君宜，我以後的文學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我認識她幾乎是一種命運。

但是這之前的十年"文革"把我和她的歷史全然隔開。我第一次見到她時，並不清楚她是誰，這便使我相當尷尬。

當時，李定興和我把我們的長篇處女作《義和拳》的書稿寄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儘管我腦袋裡有許多天真的幻想，但書稿一寄走便覺得希望落空。這因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是公認的國家文學出版社。面對這塊牌子誰會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沒過多久，小說北組(當時出版社負責長江以北的作者書稿的編輯室)的組長李景峰便表示對這部書稿的熱情與主動。這一下使我和定興差點成了一對范進。跟著出版社就把書稿列印成厚厚的上下兩冊徵求意見本，分別在京津兩地召開徵求意見的座談會。那時的座談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決不是當下流行的一種炒作或造聲勢，而是為了儘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質量。於是，李景峰來到天津，還帶來一個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說她是"社領導"。當李景峰對我說出她的姓名時，那神氣似乎等待我的一番驚喜，但我卻只是陌生又遲疑地朝她點頭。我當時臉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後來我才知道她在文壇上的名氣，並恨自己的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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