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年頌龍,猴年誇猴,牛年贊牛,馬年呢?友人說,你脫脫俗套說點真實的吧,你屬馬,也最知馬年的滋味。
我回頭一看,倏忽已過了五個馬年。咀嚼一下,每個本命年的滋味竟然全不一樣。
我的第一個馬年是1942年,我出生。本來母親先懷一個孩子,不料小產了,不久就懷上我,倘若那孩子——據說也是個男孩子"地位穩固",便不會有我。我的出生乃是一種幸中之幸。第一個馬年裡我一落地,就是匹幸運之馬。
第二個馬年是1954年,我十二歲。這一年天下太平。世界上沒有大戰爭,吾國沒有政治運動。我一家人沒病沒災沒禍沒有意外的不幸。今天回憶起那個馬年來,每一天都是笑容。我則無憂無慮地踢球、釣魚、捉蟋蟀、爬房、畫畫、鑽到對門大院內去偷摘蘋果。並且第一次感覺到鄰桌的女孩有種動人的香味。這個馬年我是快樂之馬。
第三個馬年是1966年,我二十四歲。這年大地變成大海。黑風白浪,翻天覆地。我的家被紅衛兵佔領四十天,佔領者每人執一木棒或鐵棍,將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理想與夢想全都淋漓盡致地搗個粉碎。那一年我看到了生活的反面,人的負面,並發現只有漆黑的夜裡才是最安全的。我還有三分鐘的精神錯亂。這一馬年我是受難之馬。
第四個馬年是1978年,我三十六歲。這一年我住在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裡寫小說。第一次拿到了散發著油墨香味的自己的書《義和拳》。但我真正走進文學還是因為投入了當時思想解放的洪流。到處參加座談會,每個會都是激情洋溢,人人發言都有耀眼的火花。那是個熱血沸騰的時代。作家們都為自己的思想而寫作。我"膽大妄為"地寫了傷痕文學《鋪花的歧路》。這小說原名叫《創傷》,由於書稿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引起激烈爭論,誤了發表,而盧新華的《傷痕》出來了,便改名為《鋪花的歧路》。這情況直到11月才有轉機。一是由於茅盾先生表示對我的支援,二是被李小林要走,拿到剛剛復刊的《收穫》上發表。我便一下子站到當時文學的"風口浪尖"上。這一馬年對於我,是從掙扎之馬到脫韁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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