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我參加了一次調查。中共湖南省委機關一個叫“永向東”的群眾組織，想解脫兩個省委幹部，事先須查清這兩個幹部全部親人的政治情況。為了避免對立派別的攻擊，他們擺出接受社會監督的姿態，邀請紅衛兵派人參加調查。就這樣，乳臭未乾的我居然進了審幹組，居然撈到了一次公費漫遊全國的美差。

我們首先到了北京、錦州、瀋陽的好幾座監獄，瞭解那個幹部的一位堂兄。堂兄原是一個重要電臺的播音員，五十年代中因為一次現場直播時把共產黨要人“安子文”誤讀成國民黨要人“宋子文”，成了罪囚，判刑十五年，先後在上述監獄裡服刑。我驚訝地發現，不管他寫下了多少上訴材料，所有的審理者都覺得他為一個字付出十五年的生命是應該的。當我們同他談話的時候，他居然也想通了，一口一個對不起黨對不起主席，覺得自己罪有應從他把年僅十五歲的我也叫作“政府”：“政府，我再也不會上訴了，我一定好好地改造思想。”

從電網和大牆下走回我們住宿的大車店，我突然生部一種恐怖：一種對“安”字、“宋”字以及其它文字的莫名恐怖。

大車店以外還響著武鬥的一陣陣槍聲，到處有街壘，有彈痕，有硝煙，經常有一車車大喊大叫荷槍實彈的武鬥人員在街上呼嘯而過，把大車店裡的人們從睡夢中驚醒。一九六八年的遼寧，“紅司”正在攻打“革司”，“毛澤東思想”派正在圍剿“毛澤東主義”派。火車站那邊一場惡戰，竟使火車停開，使我和三個同行者在大車店裡窩了整整兩個星期。這一切也許很難被後來人理解，比如很難被我的女兒理解。在後來人的眼光裡，除了“紅司”、“革司”一類少有幾個詞的區別，當初武鬥的雙方在思想、理論、作派、趣味、表情、著裝、語言方面完全沒有什麼不同，他們事過境遷之後或做生意或打工，或讀學位或炒股票，更是彼此彼此。那麼一場場紅著眼睛的相互廝殺是怎麼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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