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筆寫這本書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圖給馬橋的每一件東西立傳。我寫了十多年的小說，但越來越不愛讀小說，不愛編寫小說——當然是指那種情節性很強的傳統小說。那種小說裡，主導性人物，主導性情節，主導性情緒，一手遮天地獨霸了作者和讀者的視野，讓人們無法旁顧。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閒筆，也只不過是對主線的零星點綴，是專制下的一點點君恩。必須承認，這種小說充當了接近真實的一個視角，沒有什麼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時候，實際生活不是這樣，不符合這種主線因果導控的模式。一個人常常處在兩個、三個、四個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線索交叉之中）每一線因果之外還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現，成為了我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這樣萬端紛壇的因果網路裡，小說的主線霸權（人物的、情節的、情緒的）有什麼合法性呢？不能進入傳統小說的東西，通常是“沒有意義”的東西。但是，在神權獨大的時候，科學是沒有意義的；在人類獨大的時候，自然是沒有意義的；在政治獨大的時候，愛情是沒有意義的；在金錢獨大的時候，唯美也是沒有意義的。我懷疑世上的萬物其實在意義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時候一部分事物顯得“沒有意義”，只不過是被作者的意義觀所篩棄，也被讀者的意義觀所抵制，不能進入人們趣味的興奮區。顯然，意義觀不是與生俱來一成不變的本能，恰恰相反，它們只是一時的時尚、習慣以及文化傾向——常常體現為小說本身對我們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說，隱藏在小說傳統中的意識形態，正在透過我們才不斷完成著它的自我複製。我的記憶和想象，不是專門為傳統準備的。於是，我經常希望從主線因果中跳出來，旁顧一些似乎毫無意義的事物，比方說關注一塊石頭，強調一顆星星，研究一個乏善可陳的雨大，端詳一個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從不認識也永遠不會認識的背影。起碼，我應該寫一棵樹。在我的想象裡，馬橋不應該沒有一棵大樹，我必須讓一棵樹，不，兩棵樹吧——讓兩棵大楓樹在我的稿紙上生長，並立在馬橋下村羅怕家的後坡上。我想象這兩棵樹大的高過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馬橋來的人，都遠遠看見它們的樹冠，被它們的樹尖撐開了視野。我覺得這樣很好：為兩棵樹立傳。沒有大樹的村寨就像一一個家沒有家長，或者一個腦袋沒有眼睛，讓人怎麼也看不順眼，總覺得少了一種中心。馬橋的中心就是兩棵楓樹。沒有哪個娃息不曾呼吸過它們的樹蔭，吸吮過它們的蟬嗚，被它們古怪的樹瘤激發出離奇恐怖的各種想象。它們是不需要特別照看的，人們有好事的時候儘可以離它們而去，儘可以把它們忘得一乾二淨。但它們隨時願意接納和陪伴孤獨的人，用沙沙沙的樹葉聲輕洗孤獨人的苦悶，用樹葉篩下的一地碎銀，圈圈點點，溶溶疊疊，時斂時潑，瀉出空明的夢境。種下這兩棵樹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語焉不詳。稱之為楓鬼，據說是很多年前一場山火，坡上的樹都燒死了，唯這兩棵樹安然無恙，連枝葉都不損分毫，讓人越看越有目光虛虛的敬畏。關於它們的傳說從此就多起來了。有人說，那些樹瘤多是人形，一遇狂風大雨，便暗長數尺，見人來了才收縮如舊。馬鳴說得更神，說有一次他不經意睡在樹下，把斗笠掛在小楓鬼的一枝斷槓上，半夜被雷聲驚醒，藉著電光一看，斗笠已經掛在樹頭上，咄咄怪事。馬鳴吹噓他年少時習過丹青。他說他畫過這兩棵樹，但是畫過之後，右臂劇痛三日紅腫發燒，再也不敢造次。畫都畫不得，自然更不敢砍伐。兩棵樹於是越長越高，成了遠近幾十裡內注目之物。曾經有人鋸取樹枝，掛一塊紅布插於門上辟邪，或者取樹木雕成木魚，用來祈神法災，據說都十分靈驗。我曾經參加過一次水利建設設計，到公社裡描制規劃圖。中學範老師也派來參與此事。我們一起到縣水利局，複製這個公社的地圖。在那個積塵嗆鼻的資料室裡，我才知道1949年以後政府還沒有測繪過任何完整的地圖，一切設計還是根據日本軍隊侵華時留下的軍用圖，一種諸葛亮用過似的黑白線圖，１：５０００的大比例，一個公社就可占上一大張。此圖不以海平面為標高基點，而是以長沙市小吳門城牆的基石為參照，據說是日軍人侵前，買通漢好偷偷繪製的，不能不讓人驚歎他們當年的準備周密和高效。就在這張圖上，我看見了馬橋的兩棵楓樹也赫然人目。被日本人用紅筆特意圈上。範老師有經驗他說，這是日本人的導航標誌。我於是想起，馬橋人確實見過日本飛機。本義說，第一次看見這種怪物的時候，本義的大房怕伯還以為是來了一隻大鳥，叫喊著要後生往地坪裡撒谷，誘它下來，又要大家趕快拿索子來準備捉拿。飛機不下來，大房伯伯很有信心地對著天罵：我看你不下來！我看你不下來！當時只有希大杆子猜出這是日本人的飛機，是來丟炸彈的。可惜這個外來人講話打鄉氣不好懂，大家沒聽明白、本義的大房伯伯說，都說日本人矮小，怎麼日本鳥長得這麼大呢？村裡人白白等了一天，沒見飛機下來吃谷。到它們第二次來的時候，就屙下炸彈了，炸得地動山搖。大房伯伯當場斃命，一張嘴飛到了樹上，像要把樹上的鳥窩啃一口。本義直到現在還有點耳朵背，不知是那次爆炸聲震的，還是被飛向樹杆的那張嘴嚇的。村裡炸死三人，如果加上一顆炸彈在二十多年以後延時爆炸，炸死了雄獅（參見詞條“貴生”），那麼亡命者應該是四人。事情可以這樣想一想，如果沒有這兩棵樹，日本飛機會臨空嗎？會丟下炸彈嗎？——日本人畢竟對一個小山村不必太感興趣。如果他們不以楓鬼為導航標誌，是不必飛經這裡的，也不大可能看見下面的人群吆吆喝喝，就可能把炸彈丟到他們認為更重要的地方去。有了這兩棵樹，一切就發生了，包括四個人的死亡以及其他後來發生的故事。從那以後，馬橋的這兩棵樹上就總是停棲鴉群，在人們的目光中不時炸開呼啦啦一把破碎的黑色。曾經有人想趕走它們，用火燒，還搗了鴉窩，但這些不祥之物還是乘人不備又飛回來，頑強地駐守樹梢。烏鴉聲一年年叫著。據說先後還有三個女人在這棵樹下吊死。我不知道她們的生世，只知道其中一個是同丈夫大吵了一架，毒死了丈夫以後再自己上吊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路經這兩棵樹的時候，就像路經其他的某一棵樹，某一根草，某一塊石子，不會太在意它們。我不會想到，正是它們，潛藏在日子深處的它們，隱含著無可佔測的可能，葉子和枝杆都在蓄聚著危險，將在預定的時刻轟隆爆發，判決了某一個人或某一些人的命運。我有時候想，樹與樹是很不一樣的，就像人與人很不一樣。希特勒也是一個人。如果一個外星人來讀解他，根據他的五官、四肢、直立行走以及經常對同類發出一些有規律的聲音，外星人翻翻他們可能有的辭典，會把他定義為人。這沒有錯。出自的漢簡《楚辭》是一本書。如果一個不懂中文的希伯來學者來讀解它，根據它的字形、書寫工具以及出土現場，希伯來人可能以足夠的聰明和博識，斷定這是中文。這同樣沒有錯。但這些“沒有錯”有多大的意義？就像我們說楓鬼是一棵樹，一棵楓樹，這種正確有多大意義？一棵樹沒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複雜的因果網路裡，它常常悄然佔據了一個重要的位置。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一棵樹與另一棵樹的差別，有時候就像希特勒與甘地的差別，就像《楚辭》和電動剃鬚刀說明書的區別，比我們想象的要大得多。我們即便熟讀了車載斗量的植物學，面對任何一棵不顯眼的樹，我們的認識還只是剛剛開始。兩棵楓樹最終消失於１９７２年初夏，當時我不在村裡。我回來的時候，遠遠沒有看見樹冠，頓時覺得前景的輪廓有點不對，差點以為自己走錯了路。進村後發現房屋敞露多了，明亮多了，白花花的一片有些刺眼。原來是樹蔭沒有了。我見到遍地脂汁味濃烈的木渣木屑，成堆的枝葉夾著鳥巢和蛛網也無人搬回家去當柴禾，泥土翻浮成浪，暗示出前不久一場倒樹的惡戰。我嗅到一種類似辣椒的氣味，但不知道來自哪裡。雙腳踩出枝葉嚓嚓嚓，是催人蒼老的聲音。樹是公社下令砍的，據說是給新建的公社禮堂打排椅，也是為了破除楓鬼的迷信。當時誰都不願意下鋤，不願意掌鋸，沒有辦法，公社幹部最後只得勒令一個受管制的地主來幹，又加上兩個困難戶，許諾給他們兔除十塊錢的債，才迫使他們猶猶豫豫地動手。我後來在公社看見了那一排排新嶄嶄的楓木排椅，承受過黨員會，計劃生育會，管水或養獵的會等等，留下一些汙汙的腳印，還有聚餐留下的油湯。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附近的幾十個村寨都開始流行一種瘴癢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見面時也總是欲哭欲笑地渾身亂抓，攪動過的衣祆糟糟不整，有的人忍不住背靠著牆角做上下或左右的運動，或者一邊談著縣裡來的指示一邊把手伸到褲子裡去。他們吃過郎中的藥，都不見效。據說縣裡來的醫療隊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很覺得奇怪。有一種流言，說這是發“楓癬”，就是馬橋的楓鬼鬧的——它們要亂掉人們一本正經的樣子，報復砍伐它的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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