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六月我寫完了《高老莊》，在後記中說：這可能是我本世紀裡最後的一部長篇了。此話倒真言中。這一部《懷念狼》，還在寫《高老莊》時就謀劃於心，原本可以在一九九九年即可寫出，卻偏偏不能完成，一會兒是這樣的事纏身，一會兒又是那樣的事耽擱，並且寫了作廢，廢了再寫，就是讓你在兩千年裡不得脫稿。可見人的一生寫多少文字，什麼時候寫什麼，都不是以人的意志所轉移的。別人或許說這是宿命論，唯心主義，但我卻有許多體會。我的愛好比較廣泛，其中之一是收藏秦、漢、唐年間的陶罐，往往得到一件東西，很快地，必會有同樣大小、色澤的另一件東西再得到，以物能引物，我就守株待兔，藏品也日漸豐富。幹什麼行當幹得久了，說本行當的話時，似乎口裡總有毒的，上至皇帝的教訓是口中不敢有戲言，下至樵夫，上山絕對禁口“滾了”的話。我自以為文章是天地間的事，不敢隨便地糟踏紙和字，更認為能不能寫成，寫成個什麼樣兒，不是強為的。

文學不是以時代的推移而論高低、優劣也與作家的年齡大小無關，曹禺二十多歲寫成了《雷雨》，張愛玲一出道就完成了她的文學成熟。有的人十年才磨一劍，有的人倚馬千言，不可一概而論。各地有各地特產，比如貴州的酒，雲南的煙，山西的醋，嗜酒者當然推崇貴州，但絕不必要認定貴州是人間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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