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他雖已長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後一次見到這個笑容，卻已是５０年前的事了。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中旬，是北京大學建校５０週年的紀念日。此時，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城，然而城內人心並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學生也並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們的內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還有點狐疑，都在期望著迎接解放軍。適逢北大校慶大喜的日子，許多教授都滿面春風，聚集在沙灘孑民堂中，舉行慶典。記得作為校長的適之先生，作了簡短的講話，滿面含笑，只有喜慶的內容，沒有愁苦的調子。正在這個時候，城外忽然響起了隆隆的炮聲。大家相互開玩笑說：“解放軍給北大放禮炮哩！”簡短的儀式完畢後，適之先生就辭別了大家，登上飛機，飛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後主的幾句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別離歌，垂淚對宮娥。”我想改寫一下，描繪當時適之先生的情景：“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我哪裡知道，我們這一次會面竟是最後一次。如果我當時意識到這一點的話，這是含笑不起來的。

從此以後，我同適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揚鑣，“世事兩茫茫”了。聽說，他離開北平後，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後，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地同老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只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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