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傳來一個悲傷的訊息，今天中午，當代畢昇、北大的王選老師去世了，似乎還不到70歲啊。我昨天的讀書日記裡恰好寫到了王選老師，就貼在這裡，表示一個後輩的悼念吧。

2006年2月12日星期日農曆丙戌年正月十五

今日重讀了2004年10月號《創作評譚》上博枚的《偵探小說論》，是個復旦的博士後，寫得不錯。

2005年第6期《當代文壇》上川大馮憲光的《人民文學論》論題很有意義。劉進的《知識分子何為？》是談曹徵路的著名小說《那兒》的，角度很好。小說本來的名字應該是“英特納雄耐爾”，但是那麼無產階級的名字是不能發表的，只好改為暗示性的“那兒”。文章結尾表達了對於“英特納雄耐爾“必將實現的樂觀信念。曾洪偉的《手機簡訊：中國現代小詩發展新機遇》則提出了一個頗有意思的問題。

2006年第2期《百年潮》發表了我的《陳獨秀在1921》的修訂版。第一篇文章是彭佩雲的《也談“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籠經過》，基本上堅持黨中央的觀點，看來關於文革問題的大辯論大研究已經悄悄開始了。

王選院士的《我的人生抉擇》很好，中國從50年代發展計算機事業，到文革期間更加迅猛發展，1975年照排系統取得重大突破，獲得歐洲專利，1979年《光明日報》報道了鐳射排版研製成功，當時王選的職稱不過是個助教。80年代，捷報頻傳，中國各大報社都賣掉了鉛字。可是隨後颳起的理論風和出國風，使得研究不景氣了。大家都要評職稱了，要出國了，要賺錢了，要泡妞了。王選把事業交給了年輕人。我們現在都享受著從50年代開始發奮圖強的那一代人給我們帶來的便利，元宵節的簡訊鋪天蓋地，馬上情人節的也來了，漢字的手機簡訊之所以這麼發達，是多少人的多少個不眠之夜換來的，我們拿什麼報答他們呢？中國只有一個王選是不夠的，但是我們為王選們的來臨準備了什麼呢？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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