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課前，向學生推薦了王憐花的《江湖外史》，透露了一點“我跟王憐花不得不說的故事”。王憐花是我1983年秋天考進北大後第一個“親密接觸”的人——我們床挨著床。32樓416是間大宿舍，共住10人，五張上下床，三張靠著牆，兩張並排矗立在中間。我住清平的上鋪，王憐花住小文的上鋪，我就這樣，跟這位白白淨淨的福建帥哥王憐花，床單挨著床單，相隔咫尺地成為哥們了。

說出王憐花的真名，那也是80年代響噹噹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恆平——寫詩的時候叫恆平的。許多人都讚賞他的小說《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條路》，其實他的詩寫得更入理入情。小蔡普通話很差，花發不分，肉漏不辨，經常努力地卷著舌頭說：“今天他媽的真不象發！食堂的辣個棍棒漏丁，發了我四個一毛錢，居蘭沒有幾塊漏！”我就教他說繞口令：“大花碗下扣個大花活蛤蟆。”小蔡說得口水直流，還是說成了一片“發罰法發”。這個對他太難，我命令他乾脆每天早晚就練“活佛”兩個字。於是早上我還沒睜眼，就聽耳邊有個聲音說：“活活，活活。”我就活了。晚上我剛一睡著，耳邊那個聲音又說：“佛佛，佛佛。”我氣得簡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過小蔡有時候普通話卻說得格外流暢。一個是朗誦自己的作品時，一個是跟女生套近乎時。蔡恆平是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歲，可能是我們班最小的。我格外欽佩班裡的幾位67年出生的同學，他們差不多都是才子才女，除了小蔡，還有黃亦兵、黃心村這“二黃”以及湖南狀元楊君武等，好像都是屬羊的。他們的智力對於今天的城市孩子們來說簡直就是神話。小蔡覺得我是語文權威，經常問我這樣寫是不是病句，那樣寫節奏好不好。而我們班的詩歌權威臧力卻不搭理我那一套語文教條，我一批評他的病句，他就惡狠狠地說：“什麼病句？老子這叫象徵！”而小蔡特別謙虛，總是拉著我說：“老孔，你再聽一遍。”於是他就對著窗戶朗誦道：“不要說明天多美好，不要說陽光正燦爛……”我看著他頎長的側影，看著金黃的陽光緩緩貫注到他羊脂般的少年的臉上，再看看宿舍裡的各路豪傑們，覺得這就是北大中文系啊，這些就是我們祖國最有才氣最有理想的青年啊。一種天真的幸運感、幸福感，洋溢了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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