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一、“人”在何處

怎樣解釋金庸小說與20世紀中國新文學的關係，怎樣在與新文學的比照中為金庸武俠小說定位，是談論和研究金庸小說者無法繞過的問題。尤其對於金庸小說的肯定、推崇者來說，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有個說法。認為金庸武俠小說雖屬“舊文學”傳統，但仍應在文學史上有一席之地，是一種說法（如錢理群）；認為金庸武俠小說正因為堅持了“舊文學”傳統（或曰“本土文學傳統”），所以在文學史上具有特別的意義，也是一種說法（如劉再復）。這兩種說法雖差異甚大，但都承認了金庸小說與新文學的異質性和對立性，都是在將新文學作為參照的前提下肯定或推崇金庸武俠小說的。在這個意義上，二者可歸入同一類。另一類金庸小說的肯定和推崇者，在這個問題上卻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即將金庸武俠小說新文學化，否認金庸武俠小說與新文學有著本質性的差異，宣稱金庸武俠小說不但是新文學，而且是最好的新文學，因而在與新文學對立的意義上看待金庸武俠小說，是不合理不合適的。所謂“新武俠小說”就是在這種意義上提出來的。

“新武俠小說”是相對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等為代表的武俠狂潮而言的。在一般的表述中，“新武俠小說”不僅指金庸的小說，而是指以金庸、古龍、梁羽生為代表的20世紀下半葉在港臺出現的新一輪武俠小說狂潮。在這個潮流中，知名的寫手還有蕭逸、溫瑞安、臥龍生、諸葛青雲等一大批人。如果“新”僅僅是時序上的一種判斷，那當然不會引起什麼疑問。但“新武俠小說”的肯定和推崇者們在使用這一概念時，卻往往是在強調這新一輪的武俠小說的本質之新，借用一對陳舊的概念，即強調它們從“形式”到“內容”都與“舊武俠小說”有了本質的不同，因而不能用看待“舊武俠”的眼光來看待“新武俠”。例如，嚴家炎先生在《以平常心看待新武俠》（載《中華讀書報》2000年6月28日）一文中，在對武俠小說做了一般意義上的肯定，在對過去關於武俠小說的批評來了一番“撥亂反正”後，說：“並不是說武俠小說的意識內容全都健康。由於舊武俠作品產生在長期封建社會中，確實不同程度地帶有熱衷仕途、嫉仇嗜殺、迷信果報之類封建性烙印。也正因為這樣，新派武俠小說的出現就很有意義。新派武俠小說之所以為新，在於富有現代人文精神和藝術上的新成就、新創造。”緊接著，嚴家炎“以金庸為例”，更具體地說明了“新武俠”異於“舊武俠”之處。既然“意識內容”未必“全都健康”的“舊武俠”都被嚴家炎先生在一般的意義上予以肯定，那大大地“進步”了的“新武俠”就更應該在整體上予以稱頌了。所謂“富有現代人文精神和藝術上的新成就、新創造”，是嚴家炎先生對新一輪的武俠狂潮的總體評價，邏輯上適合於所有的新一輪的武俠小說。在總體肯定“新武俠”的前提下，嚴家炎先生更加推崇金庸，因為金庸是“新武俠”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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