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頭回憶牛棚的文章似乎很時髦。蹲過牛棚成了一種光榮經歷，就像改革開放以前回憶自己幫老地主放過牛，給大掌櫃織過布，被偽保長抓過丁一樣。回憶的內容是痛苦，但回憶者的姿態是自豪。因了這自豪，他便有了論斷歷史的資格。他們常常說：“你沒有蹲過牛棚，你懂什麼是“文革”？你那時還是小孩子，我才是真正經歷過“文革”的。”於是從回憶牛棚的文章裡我們明白了，蹲過牛棚者都是好人。蹲牛棚第一等於有學問、有文化、有功勞、有貢獻，是那時的“四有新人”，第二等於有道德、有勇氣、有人品，不然為什麼受到如此殘酷的迫害呢？邏輯是很清楚的，壞人說我是壞人嘛，那麼我就一定是大好人。這一點似乎比“文革”時進步了，因為“文革”時認為，你雖然蹲過日本鬼子國民黨的監獄，但不等於就是共產黨，你也可能是因為偷雞摸狗誘姦少女之類才蹲監獄的，甭企圖魚目混珠癩蛤蟆戴眼鏡冒充大肚子老幹部。況且就算你真的由於抗日愛國而蹲監獄，你也可能叛變投敵，反過來屠殺革命同志，比敵人還兇殘十倍啊！憑什麼蹲過幾天監獄就向人民要求這索取那的，四萬萬人民受了那麼多苦，他們向誰顯擺、向誰索取去！

我講這一番陰陽怪氣的話，並不是要說蹲牛棚者都是罪有應得。我知道他們中很多是冤枉的，還有一部分確實跟極左勢力進行了鬥爭。我想提醒的是，大凡一件事成了時髦，就難免有假冒偽劣跟著起鬨。就像我小時候，連老地主都企圖憶苦思甜，那一樁樁“血淚史”，裡面有多少水分？我們有過這方面太多的經驗，今天不應該重蹈覆轍。現在的學生，以為牛棚是比監獄還可怕的地方，裡面天天是殺人、自殺、拷打、餓飯。這樣的牛棚固然也是有的，但全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而且“文革”的前中後期也頗不一樣。真正實事求是的態度，是應該勇於回憶那些對自己現在處境不利的往事，如同真正的學者，不能隱瞞對自己觀點不利的材料。一切隱瞞都是要遭到歷史的報應的。“牛棚”問題也是如此，不要戲劇化，神秘化。在回憶知識分子受苦的文字裡，楊絳先生的《幹校六記》和季羨林先生的《牛棚雜憶》的寫作態度是值得讚賞的。它們有立場，但是不誇大；有幽默，但是不歪曲。任何人的回憶都難免主觀性，但只要心態端正了，不是企圖去分一杯權力之羹或是妄想成為“歷史問題決議”，那麼那個主觀性本身也就容易成為客觀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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