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國立北京大學雄渾而沉重的紅樓內，燈火通明，人聲鼎沸。禮堂內外擠滿了北京各高等學校的學生代表。一位名叫邵飄萍的記者朗聲道：“現在民族命運繫於一髮，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救亡，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勇抗爭。”眾人聽了，悲憤交加，有的頓足捶胸，痛哭失聲。一個學生走上前去，激動得說不出話。只見他“刺啦”一聲，撕下一大塊衣襟，舉起中指，一咬而破，揮指在衣襟上血書下四個大字：“還我青島”。

便爆發了響徹整個中國20世紀的“五四”運動。

如果說“五四”是20世紀中國的黎明，那麼這個黎明到來的時候，20世紀已經過去了將近五分之一。黎明期究竟有多長，從未有人界定過。假如沒有呼喚，沒有吶喊，黎明會不會自動到來？當人們呼喊過，撕裂過，衝鋒過，僕跌過之後，這便成了一個值得冷靜思考的課題。

“五四”的意義，遠非趙家樓的一把火所能概括。如果站在“五四”高xdx潮甫歇的1921年來近距離地回瞥“五四”，就會發現，剛剛過去的五六年，已然從文化穹廬上撕下了一塊遮天蔽日的血腥之幕，這才使得20年代的中國，開始呈現出一片“初日照高林”的早春氣息。所謂“五四”，並不是公元1919年春夏之交的一個日子，而是古老的中華文明“靈童轉世”，進入一個生機勃勃的嶄新文化時代的胎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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