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無論“捍衛五四”,還是“顛覆五四”,在今天這個言說氾濫的時代,恐怕都只具有當下話語的意義,所捍衛和顛覆的,其實都是某種現實,與“五四”本身的關係,雖不能說是“干卿底事”,卻也實在構不成一種“對映”。因為我們和“五四”之間,已經隔了一座又一座長長短短的亭子,而我們自己,還在繼續建造我們的亭子,所以,“五四”首先從現象學的意義上來說,是“往日不可追”的。
其次,“五四”的風采氣象,也是我們只能神往而無法仿效的。“五四”之前和“五四”之後,中國都不乏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或者用貌似學術的說法,叫做“學生干政”。(不明白為什麼學生關心政治,就叫做“幹”。學者,以舌殺人者也。)但“五四”是惟一取得全面勝利並且左右了此後國家發展趨向的一次。為什麼?
“五四”的全面勝利並不是由於北洋政府的民主開明(依照某些時髦學者的說法,北洋政府比國民黨政府民主,國民黨政府又比×××政府民主),而是由於北洋政府的軟弱無力。
而學生們為什麼要鬧“五四”?恰恰是因為學生們憤恨於北洋政府的軟弱無力。
北洋政府軟弱得發不出薪水,發不出軍餉,喪權辱國,內憂外困。國家一盤散沙,人民怨聲載道。明明是“戰勝國”(1919,不戰而勝),卻享受戰敗國的待遇。而中華民國已然成立八年,學生們所受的教育是現代“文明”教育,他們認為中國在世界上理當有平等的一席之地。羅家倫等“高材生”就十分崇拜威爾遜,相信列強是會跟中國講平等博愛的,全是中國的政府不好,不愛國,不敬業,不強大,不權威。因此,學生們揭竿而起(他們挑下曹汝霖家屋上的瓦片,號稱“揭竿而起”)的目的,是熱情呼喚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強有力地管理這個國家,讓這個國家統一、富強,外無寇,內無匪,安定團結,歡樂祥和。那樣,21世紀就會是俺們中國的世紀。(那時就不必再跟威爾遜們講什麼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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