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場風波,又一場動盪。他說兩個小時後,讓我到他屋子裡去找他……
他是來向高福海報告,有幾十名退伍軍人正聚集在朱副場長和李副場長那兒,好像又在醞釀什麼新的行動。黑早起霧的時候,小分隊隊員張建國,孟在軍向韓起科報告了這個情況。他才匆匆撇下我,騎馬離去核實這個情況。小分隊隊員並沒徹底斷絕了跟韓起科的來往。沒有。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與韓起科保持著密切來往,一部分人仍根據韓起科的安排,用各種方法暗中“監視”朱、李等人,並且隨時把所得的最新情況,報告給韓起科。
韓起科對朱、李、趙等這幾位“老同志”一直懷著一種天生的不信任感。他看不慣他們在高福海面前那種唯唯諾諾的模樣。比如,開全場幹部大會,高福海上下主席臺,朱副場長總要不失時機地上前去攙扶那麼一把,以在眾人面前表示自己對高場長的恭敬和謙卑。但這位朱副場長的年紀比高福海還要大好幾歲,身體又比高福海虛弱得多,這麼去攙扶,總讓韓起科心裡產生一陣陣說不清的酥麻感。而那位李副場長身邊卻老帶著本子和筆,只要高福海張嘴,不管說啥,他都會立馬掏出本子來,很虔誠地做記錄,搞得高福海自己都渾身不得勁,好幾次笑著勸阻他:“你幹嗎呢,我一張嘴你就往本子上記,想秋後算賬呢?”但實際上,有好幾回,韓起科發現這位李副場長在背後跟人一起悄悄地嘲笑高福海做出的某些決定。而那位趙大疤同志,是他們三人中最年輕的,也是讓韓起科真正感到“可怕”的一個人。趙大疤被下放到岡古拉來之前,曾有個非常文氣的名字,叫“趙邦翼”。這名字是他曾祖父留下的。曾祖父是清末秀才,志在仕途,國運中衰,無奈經商,一生鬱郁不得志。讓他最為鬱悶的是,考察了家門後續的兩代子孫,覺得裡頭沒有一個能代他實現治國平天下的鴻鵠之志,臨終前,留下這麼一個“邦翼”的名字,叮囑,在重孫一輩中,如有有志者,當以此名冠之,激揚家風。在重孫一輩中,趙大疤最聰明,最能幹,眼光最遠大,也最有抱負,顯得最有曾祖的遺風。這名字因此就落到了趙大疤的頭上。大學只上了三年,他就修完了五年的課程,提前留校當了“政治輔導員”。一腔熱血,滿懷激情,不幸在一九五七年卻被定為中右分子。下放勞動。他也是主動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驗和鍛鍊,經過反覆申請,才被批准來到岡古拉。動身前,他到派出所要求改名。一是表示從思想上跟封建家庭劃清界線,再是表示要永遠記住這次所犯的錯誤在自己心靈上剜出的這一塊“傷疤”,同時也表示自己這一輩子要認真向勞動人民看齊,向勞動人民靠攏,決心起用這麼一個極富勞動人民氣息的名字——趙大疤。據趙光說,他父親原先很怕見血,家裡殺雞宰羊,都不願靠前站。但自從得知高場長特別喜歡打獵,特別喜歡身邊的人陪著他一起去打獵後,就下決心學會了開槍殺生。他原先不喜歡喝酒打牌串門,也學會了喝酒打牌串門。他原先極討厭上市場跟人討價還價,但看到在岡古拉,只有搞供銷工作才有可能經常上外頭去出差,去接觸外頭的社會,他便下決心學會了進貨採購壓價哄抬拖欠轉賬中介回扣等等那一套為過去的他極為痛恨的處世手段,並很快精通了這一套。在小分隊成立前,他幾乎成了高福海身邊完全離不開的一個人,一個事事時時都能給高福海出點子的人,而且能把點子出到高福海心坎兒上的人。韓起科知道,高福海在用人問題上挺難。他也想使用那種歷史上既沒“汙點”,又特別能幹肯幹的人。但是,這樣的人在岡古拉比較少。也就是說,這樣的幹部往往派不到岡古拉這樣的地方來。為此他苦惱多年。後來他又真切地感到,自身條件越是優越的幹部,就越難以把握,難以控制。久而久之,造成了他這樣一個習慣,這樣一個毛病,這樣一個傾向,一個“嗜好”:偏愛使用犯過錯誤的幹部。這樣的人頭上有“辮子”,好“控制”,也好“收拾”。就像多年來在荒原上流傳的一句話說:勞改員比勞教員好管,勞教人員比新生員好管。新生人員比盲流人員好管。盲流人員比支邊青年好管。支邊青年比知識青年好管。知識青年比轉業軍人好管。而轉業軍人中,“頭最難剃”的正是那種同時擁有三塊“金牌”的人。這三塊“金牌”是:貧下中農,共產黨員,轉業軍人。這一號人最“傲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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