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磊在提筆寫下這些文字時，沒有半點要為自己開脫的想法。他“深知自己罪不可赦”。他後悔自己因“一時衝動”而走上這條“不歸路”。但他覺得，自己的這個“一時衝動”，並非偶然。“事情是因我經受不住‘仕途升遷的誘惑’而起的。但實事求是地說，我並不是一個天生熱衷於仕途生涯的人。我多年來嚮往學術研究，醉心於教書育人。我不擅長於在人與人之間搞關係。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可以說十分‘厭惡’這種關係學。但不能因此就說，我走上仕途完全是一場歷史的‘誤會’。在中國進行歷史性大轉折的關鍵時刻，需要一大批知識分子去操作這場改革。一大批知識分子因此進入政界掌權，這是歷史必然的選擇，是時代進步的需要，也是千百年來中國這個‘以天下為己任’的文人傳統的新版照排。事情本身，應該說是應運而發，得盡天下之先機。問題在於，進入政界、手握大權以後，我，以及類似我這樣的少數分子，為什麼沒能保持住必要的清醒。按說，我們都是有知識有教養有頭腦的一代新人。雖然，我們不一定都讀過老版的《資治通鑑》，但我們這些人畢竟還是諳熟新世紀的‘通鑑’的。結果，我以及類似我這樣的少數分子，還是在‘清醒’這個老城門樓前潰敗了下來。這是否說明，‘知識’並不一定就等於‘清醒’；要做到清醒，的確還需要‘知識’以外的許多條件來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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