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論戰發生以後十個月，我曾在《十三年和十三月》裡寫道：

做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自己只不過是一個熱心的小人物，一顆滿天星斗的小星。能力與際遇的安排也許只能使我做一個吵吵鬧鬧打打前鋒的小戰士，在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會有大批的主將到來。

在我寫這九十一個字的時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因為我生怕事實的演變會把我的"深信"棄置為"預言"——甚至是算命先生式的預言。在一個再啟蒙的運動中，我樂意做一名先鋒，但卻不是"廖化式"的先鋒，蜀中沒有大將，"大批的主將"，光是廖化又有什麼用？

居浩然先生這次去澳洲前，我們在一起吃飯，他感慨地對我說："臺灣的學閥們不讓我活，我只好乘桴浮於海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我們一個個都走了，因下了你一個人去做姜維吧！"

聽了他的話，我們忍不住大笑，因為只有大笑，才能給我們的眼淚做堤防。

如今，我，一個沒有職業也沒有浮海傢伙的人，依稀在夢裡、在酒醉裡，厚顏接受浩然的委任，做起姜維來了，我的心情比一年半前還沉重。姜維的血淚是孤臣孽子的血淚，姜維的悲哀是為時代殉葬者的悲哀。有多少次，我似乎過敏地感覺到我將註定為我所面臨的時代殉葬，它也需要這麼一個"滿天星斗的小星"來為它殉葬。恰似那以色列是上帝的選民，我是時代崩潰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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