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丟掉大陸江山，責怪蘇俄幫中共的忙、責怪美國為德不卒、責怪毛澤東談談打打?選其實，這些都是遁詞，和或戰都是他的決定。他在抗戰後期就想以軍事解決共產黨問題，抗戰勝利後在中外壓力下，不得不擺出談和的姿態，但他的“和”無異要人降，根本是逼中共“戰”。他原以為可以一舉消滅中共，哪知反被中共趕出大陸。他承受和談破裂之“果”，由於他先種下了和談破裂之“因”。

戰時美國的對華政策，近程目標是增強中國的抗戰力量，至少不至於潰敗；遠端目標則是於戰後希望出現一強大團結而民主的中國。“民主”，乃是與法西斯、馬克思鼎足而立的三大潮流之一，美國是盟主，故民主亦可為親美的代名詞。“團結”，才能解決當時中國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尤其是國共間的矛盾，才能統一、才能避免美國國務卿伯恩斯（ＪａｍｅｓＦ．Ｂｙｒｎｅｓ）所謂的“兄弟鬩牆之爭”（ｆｒａｔｒｉｃｉｄ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見Ｂｙｒｎｅｓ，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ＦｒａｎｋlｙＰ．２２６）、才能有效地打敗日本、才能成為像個樣子的現代國家。“強大”，因為中國太弱，非強大不足以於日本敗亡後，填補權力真空，成為亞洲的穩定力量，羅斯福以四強名義相授，可說是給中國打一強心針。這是羅斯福的既定政策，而由杜魯門全盤承繼。羅、杜兩總統先後派遣居里（ＬａｕｃｈｌｉｎＣｕｒｉｅ）、威爾基、華萊士、赫爾利（ＰａｒｔｉｃｋＨｕｒｌｅｙ）、馬歇爾（Ｇｅｏｒｇ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等特使來華，都直接、間接與執行此一近程、遠端的政策有關。即使蔣介石所指責的“親共”的史迪威，也是奉行此一政策的。以近程言，為了有效擊敗日本，扭轉中國戰場的劣勢，美國想武裝八路軍也是順理成章之事，更不必說當時美軍原有在中國沿海登陸的計劃，需要包括共軍在內所有中國軍隊的配合。以遠端言，從美國人的現實觀點看，中國要民主團結，必須先要容納包括中共在內的各黨各派。美國人固然全力支援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政府，但也不喜歡蔣介石獨裁。所以“親共”的史迪威固然冒蔣介石之大不韙去延安，“親蔣”的赫爾利也要冒蔣介石的大不韙去延安。蔣介石雖向美國人力言國際共產主義的陰謀，但美國政府的情報確認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的關係疏而不密。伯恩斯、赫爾利與斯大林等蘇俄領導人接觸中，也體會到俄國共產黨對毛共的輕蔑與不在乎。當時在重慶的美國使館中不少外交人員即認為毛澤東僅僅是土地改革者，未免失之天真，但是中共不是蘇俄的第五縱隊而是一股中國內部勢力，並贏得不少民主人士的認同，乃是不可動搖的事實。既然是國內勢力，從美國人的觀點看，非團結不足以言民主。更重要的，不團結中共，中國內戰勢不可免。內戰一打起來，民主統一的中國固然泡湯，甚至造成亞洲的動盪，威脅世界和平，既不符合美國利益，亦非美國人所樂見。羅斯福的副總統華萊士於一九四四年訪問重慶時，即親聞蔣介石一意詆譭中共時，充滿惱恨與拙劣的邏輯（ｆｕｌｌｏｆｂｉｔｔｅｒｆｅ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ｏｒｌｏｇｉｃ），擔心他將成為中國的克倫斯基（Ａ．Ｆ．Ｋｅｒｅｎｓｋｙ）（見Ｂｌｕmｅｄ．，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Ｖｉｓｉｏｎ，Ｐ.３５１）可謂不幸而言中，最後毛澤東取代蔣介石正如列寧取代克倫斯基。老蔣失去了江山，也傷害了美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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