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先後打敗李宗仁、馮玉祥、唐生智、張發奎、閻錫山等國民黨軍頭，以為天下一統，可以一人治天下。然而他的伎倆不過是師承孫中山的“聯甲倒乙”，只是在“分化收買”上青出於藍而已。結果搞掉張三，來了李四，天下並沒有一統。張學良既進關決定中原大戰，解決閻、馮，華北與東北也就俱在東北軍影響之下。蔣介石既利用陳濟棠、陳銘樞弄走李濟深，廣東也就是兩陳的天下。其他各地大小新舊軍閥以及地方紅軍，亦莫不在內戰中獲得更多的生存空間。是以蔣介石花了好大的力氣、中國人生命財產受到好大的損失、國家元氣受到好大的傷害，而他統一的天下，實際上仍然不過是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他名為國府主席，事實上無異孫傳芳的五省聯軍總司令。湊巧的是，蔣介石設在南京的國民政府，正是在孫傳芳督軍衙門舊址上擴建而成的。

青年黨史家沈雲龍說，蔣介石打贏中原大戰，擴大會議失敗後，“大度寬容”地接納了“太原約法”，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制訂約法，“但為胡漢民所激烈反對，以是發生(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的湯山事件，引起另一黨內重大政潮。”(氏著《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頁二八二至二八三)但是蔣要召開國民會議，並非為了民主，更與“大度”無關。胡漢民反對亦非反民主，而是洞悉蔣介石的心術，知其於大勝之餘，欲借約法召開國民大會，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獨攬軍政黨大權。胡氏素主黨治，以黨領軍，當年竭力支援蔣開編遣會議，目的即在於此，而今蔣大倡“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以軍事強人一旦成為獨裁之總統，黨無疑將淪為獨裁者之工具，實非心甘情願。

《陳布雷回憶錄》一九三一年條記道：

二月二十八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見關係(反對訓政期約法及國民會議)，辭立法院院長職，屏居湯山，繼遷入城內黃龍巷暫住，此事幾引起政潮，黨外人士尤資為譏刺口實，餘在京目睹其事，深為本黨前途憂之。(頁八十三)

胡漢民(字展堂)因政見關係辭職，何至於引起政潮，為黨外譏刺？更令陳布雷憂慮國民黨的前途？斯乃陳布雷諱而不隱的筆法，其實大有文章。

其實胡並不反對召開國民會議，而是堅決反對在訓政時期召開國民大會，定約法以選舉包攬黨政軍大權的總統，且以立法院院長的身份，在法律程式上杯葛，堅不相讓，因此觸蔣之怒。而胡在黨中聲望之高，亦遭蔣氏之忌。中原大戰勝利之前，蔣尚需胡的合作與支援；既勝之後，已到鳥盡弓藏的時候。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晚上，蔣介石在司令部邀胡漢民夜宴，結果是另一個鴻門宴，但是沒有劉邦溜走的運氣，而遭拘留。目擊者之一邵元衝，留下當日的日記，記之頗詳：

七時應介石邀全體中央委員晚餐之召，赴總司令部。八時頃，同人景集，展堂至，介石獨令高秘長凌百、吳警廳長思豫招待之於別堂。旋介石出一致展堂函示諸同人，中歷陳展操縱黨權，把持立法院，抗言國民會議不應討論約法等罪過，累累十九頁，由介石簽名，且有親添注之處，列座傳閱一過，皆噤不作一言。介石並謂此函已與展堂閱過，並欲餘往徵展堂之意。展謂“中所列舉，乃悉無故實，餘二載以來以維持中樞，始終黽勉支援，若同人中猶有不滿因而毀謗者，餘亦唯有自行引退，然是非不可誣也”等語，餘乃出。旋由介石與同人會餐，併力陳國民會議應討論約法，吳、李、蔡、葉、戴諸君皆附其說，十時頃散。是夕，展堂止宿於總司令部介石宅中。(見《邵元衝日記》，頁七一O至七一一)

所謂宿於總司令部，實即被拘留在司令部，不準回家。邵所記與胡自述(參閱《胡漢民自傳續編》，載《近代史資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若合符節。翌日，蔣介石在國府宣佈已失去自由的胡漢民，辭去本兼各職，並囑邵元衝與侍衛長王世和，將胡押送至湯山俱樂部幽居。邵雖是蔣的親信，但於囚胡一事，一開始即不以為然，未必明告介石，至少露之於私下的日記，且時時“赴湯山訪展堂”。三月八日，又由邵元衝偕同首都警察廳廳長吳思豫與戴季陶，赴湯山把胡漢民接回城內雙龍巷寓次軟禁。三月二十日，首都警察廳廳長又杜絕雙龍巷內之交通，不許汽車透過，而且警察每天要去察看胡氏一次。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時，邵元衝、張默君夫婦前往雙龍巷看望胡氏，守衛者不許張默君登樓，只准邵元衝一人入內。到四月二十五日，連邵元衝都被擋駕，令他“意極煩悶”，然亦無可奈何。翌日，蔣介石還特別告邵，不要與胡往來，令邵忍不住借讀《劉子政新序》，在日記中發牢騷，有謂：“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辨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鬥，知君之不可侮其臣。”(《邵元衝日記》，頁七一一、七一四、七一七、七一八、七二六至七二七、七二九)胡漢民實際上是蔣介石的師長輩，古之皇帝猶不侮其臣，而蔣侮胡至此，更何況胡為蔣抬了兩年的轎子，難怪連邵元衝都有“世道衰熄”之嘆!不過，邵元衝還是照做蔣的國府委員兼立法院副院長。

胡漢民突然辭職，並未圓蔣之總統夢，反而“引起謠諑”，蔣介石控制的國民黨中執會，遂於三月八日通電“闢謠”，但欲蓋彌彰，罩不住國民黨大老胡漢民被囚禁的事實。汪精衛於三月十四日發表宣言，痛斥蔣介石“一面擺酒請客、一面拔槍捉人，以國民政府主席，而出於強盜綁票之行徑，較之青霜劍中之狗官，有過之而無不及”(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一九○)四月三十日，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更與監察委員鄧澤如、蕭佛成、林森聯名發表“彈劾蔣中正電”，指“蔣氏猜忌為心，陰險成性，總理以其長軍旅，畀以練兵之任，未及期年，總理逝世，迭乘時變，竊奪軍權，浸而盤踞中樞，把持國柄，潛植羽翼，威脅老成。諸同志仰總理之遺志，急國家之危難，慶其才勇，降心相從。乃瀕年以來，不知斂抑，肆虐愈深，為禍滋甚。”接著列舉四大罪狀，其一，蔣氏以孫中山的繼任人自命，而以國民黨為其私有，以至於“厚誣總理，蔑視黨員”；其二，蔣氏讓中共坐大，“士卒疲於奔命，賊焰至今為烈”；其三，蔣氏不守黨紀，慫恿小人如陳果夫等，到處活動，“暴戾恣肆，壓迫人民”；其四，蔣氏讓親戚宋子文，由一“窮措大”變成大富翁，“等於王侯”，主管財政“已逾六載，所發公債，已逾四萬萬餘”，而“蔣氏既縱之為惡，凡有與之言者，充耳不聞”。是以“蔣中正違法叛黨，逆跡昭著，謹臚列罪狀，提請貴會嚴予處分，以張正誼，而肅紀綱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宣傳科編《為什麼要彈劾蔣中正》)此後駐粵第八路軍總指揮陳濟棠，率所部於五月三日，通電擁護四監委彈劾案。南京方面明知廣東發難，由於胡漢民的自由問題，蔣初在壓力下想要恢復胡之自由，但尋又變計。(見《邵元衝日記》，頁七二九)五月十一日，廣西李、白也率部通電響應。南京方面則由何應欽、何成漕等三十將領通電攻擊粵方，又發生了洋洋灑灑的“電報戰”!

粵方箭頭針對蔣介石的獨裁，非倒蔣不罷休。五月二十五日，汪精衛、孫科、陳濟棠等二十二人聯名致電蔣介石，限其於四十八小時內引退。兩天之後，廣州各派透過由汪精衛起草的宣言，公佈成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以待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召開。五月二十八日，非常會議組成設在廣州的“國民政府”，以汪為主席。同日蔣介石覆電孫科，謂“受總理付託”，拒絕引退，又說什麼“既非趙孟之所貴，亦非趙孟所能賤”!於是寧粵分裂，國府又鬧雙包案。北平的擴大會議結束才半年左右，又出了一個廣州非常會議，都是以反對蔣介石個人獨裁為旗號。事實上，蔣不僅獨裁，而且蠻橫，囚禁胡漢民就是明證。他這樣做，固然導致國民黨一再分裂，更不必說整個國家的分崩離析，對他自己也大大不利，自揭其短，成為眾矢之的。

最有趣的是，當粵方國民黨唱出對臺戲之後，蔣介石竟想再請胡漢民出來主持黨務，所以“防衛較弛”。(見《邵元衝日記》，頁七三九)蔣之“隨機應變”有如此!如果胡答允，蔣正好“釜底抽薪”，但是胡畢竟是比較有原則與操守的國民黨人，尚不至於為了做官，可以馬上忘記蔣氏的霸道與蠻橫。

七月二十一日，廣州國民政府正式頒佈討伐令，以剿共討蔣為號召。九月初，兩广部隊又誓師北伐，分襲湘贛，九月六日，已佔湖南郴州，十三日與蔣軍顧祝同部戰于衡陽，粵桂軍乘勝入城。但不到五天，九一八事變爆發，日帝侵佔東北，國人悲憤至極，外侮臨頭，不好再打內戰了，雙方於是休兵。蔣介石於九月二十一日回到南京，即請自日歸國的陳銘樞赴粵謀和，即以下野為條件，“亦甚願接受”。翌日，邵元衝受命去見胡漢民，促其出主中樞，但胡回答得妙極，說是“賢、不肖不能並存，進賢必退不肖”(《邵元衝日記》，頁七七六)，要他胡漢民賢者出山，你蔣介石不肖，就得下臺!誓不共存，頗有點志氣。

在蔣授意下，陳銘樞由蔡元培、張繼陪同，於九月二十八日抵達香港，與粵方代表汪精衛、孫科、李文範會談。粵方提出三點：一、任陳銘樞掌京、滬衛戍事宜；二、由蔣發一電，對數年來政治措施引咎，並宣告統一政府辦法決定後，即行下野；三、由粵方通電取消粵中政府，來京開會協商統一政府事。(引自《邵元衝日記》，頁七七八)三十日，寧方開中央政治會議後，討論粵方三條件，蔣決定先發表陳銘樞為京滬衛戍司令，然後於十月五日電粵，謂“當此外交緊急”，“不可一日無政府”，希望粵方同志早日來滬，再談其餘兩點。粵方認為有理，然而堅持最低限度應先釋放胡漢民。陳銘樞等將此意見於十二日帶回南京，胡漢民遂於十四日，由下關登車赴滬(見《邵元衝日記》，頁七八四)，禁足七個半月之後，終於獲得自由，然而遺恨綿綿不盡，對蔣絕不原諒，可見之於胡向吳鼎昌所說：“我在南京給他(指蔣)當了幾年家，想不到他翻臉不認人，最後耍出這樣的流氓手段!”(容齋《蔣介石湯山軟禁胡漢民》，頁四○○至四○一)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蔣介石與胡漢民、汪精衛在上海見面，這三個孫中山手下的歡喜冤家想再度攜手，據次日《大公報》的報道，汪蔣“互道別緒，握手言笑，甚為歡洽”，為蔣、汪合作鋪了路，但蔣、胡是否能再度合作，胡、汪關係能否融洽，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蔣介石在粵方堅持以及抗日怒潮雙重壓力下，不得已於十二月十五日辭職。寧粵兩方遂於二十二日正式合流，在南京舉行四屆一中全會，組織政府，選舉林森為國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蔣雖下野，仍與汪、衚衕任中常委，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況事前已有妥善佈置，黨政軍中的實力猶在，特務組織仍在掌握之中。同時蔣竭力拉攏汪派，諸如要求陳公博轉達，“中興本黨，非汪莫屬”(《國聞週報》第九卷第一期)等等。一年之前，蔣仍口口聲聲，聲討汪逆，而今竟以中興大任相寄，變化之快，令人咋舌，然而蔣未必心口如一，只是為了政治現實所需，借政敵之影響，為東山再起之謀。在蔣氏心目中，顯然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不過，奇異的是，自一九二七年以來，五年於茲，蔣介石聯甲倒乙，翻雲覆雨，結果依然是群雄割據、黨國分裂的局面。統一徒成虛願，蔣氏實際控制的範圍，仍然跳不出孫傳芳五省聯軍總司令的掌心，而內憂赤共、外患日帝，則尤遠遠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