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應中央電視臺10頻道邀請去錄一個節目，錄完正往大院門口走去，忽然聽見有人在身後叫我，扭頭定睛一看，驚呼熱中腸，是久違了的谷文娟大姐。她說："我從背影上就斷定是你！"但看到我正面時，她笑說："老了老了……"她的笑容像當年一樣總帶有些揶揄的味道，頭微微晃動著，我不忍心說我覺得她變矮了，低頭望著她只是傻笑。10頻道"綠色空間"在谷大姐愛人他們單位的招待所裡租屋搭棚錄影，谷大姐他們宿舍也在那個大院裡，正好下樓散步，我們因此不期而遇。

我告訴谷大姐已到耳順之年，她眉毛聳動，大概是在推算我們當年認識的時候我才多少歲，也許是同時意識到我也在推算她那時才多少歲，就爽朗地說："我今年73了，早退下來啦！"我們心裡都掀起了往事的煙雲波濤，卻一時不知從何說起。我只說了句："當年你對我是有恩的……"她也沒謙詞，仍是一臉燦爛的笑。看得出她在為我高興，僅僅因為我仍在繼續24年前開始的事業，沒有停歇，她就為我高興。她的這份高興，實在是再次施我以恩德。

與谷大姐的這次邂逅，引出我許多的回憶，以及複雜的思緒。

24年前，即1978年，那是個歷史轉硬彎的年頭。我在1977年11月發表了短篇小說《班主任》，又在1978年春天發表了短篇小說《愛情的位置》和《醒來吧，弟弟》。雜誌負責人和編輯對這些作品的出世當然起著關鍵的作用，但作品的推廣，還需要一個很重要的渠道，就是電臺的廣播。那時候我那些作品，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盧新華的《傷痕》、王亞平的《神聖的使命》、陳國凱的《我應該怎麼辦》等等，被稱為"傷痕文學"，是有爭議的。鄧小平同志復出以前，當時最高領導人還在強調"兩個凡事"，從理論領域到文學領域，思想解放的潮流屢遭阻擋，那時的文學雜誌、報紙副刊刊登那樣的作品，特別是電臺文藝部將其朗讀或改編為廣播劇，都還要承擔一定風險，必須以膽識和銳氣、熱情甚至激情，才能迅速地將其發表播出。就是在那樣的情況下，谷文娟作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的編輯，連續編錄了我的《班主任》、《醒來吧，弟弟》，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使當時還不能及時看到報刊的人們，特別是還在農村插隊或在邊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年輕人，從電波里一下子聽到了跟"四人幫"那時候完全不同的聲音，以至於印象深刻到終身難忘的程度。有那樣的聽眾後來見到我，跟我細說當時情況。那時農村裡安裝著很多的高音喇叭，地頭的電線杆上也有。在"四人幫"倒臺以前，那些高音喇叭裡充斥著諸如"批孔"、"批鄧"的肅殺之聲，1977年裡的聲音裡雖然多了批判"四人幫"的內容，卻仍在肯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時時興把高音喇叭的音量調至最大，傳出的聲浪在廣袤的田野上滾動彌散，遇到丘陵山谷還會發出轟隆的迴音，透過聽覺給人心靈的震撼是無可逭逃的。因此，1978年仲春，突然有一天他們從那高音喇叭裡聽到了谷文娟等編錄的節目，內容上對"文革"發出了質疑，宣佈了愛情在人生中有合理位置，配樂裡出現了貝多芬的《命運》旋律，又有輕柔的絮語與抒情的琴音，這讓在田野中的他們驚奇、驚喜，"世道要變了"，他們也因之釋放出了求變履新的青春情懷。在這樣的田野裡聆聽，他們感受到被啟蒙的喜悅與激動，於是他們記住了那些作品與作者的名字。許多這樣的青年是先聽到廣播，再去找報刊書籍閱讀相應文字的。到了現在，有的文學史家可以說那還不是文學，有的批評家可以嘲笑那些文字的僵硬幼稚，我們自己也可以真誠謙虛地一再地申明那時候實在還沒有真正邁進文學的門檻，但是這些都改變不了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那時因為時代機遇、思想潮流、文學復甦，加以有這樣的廣播託舉而名噪一時，紛紛湧進文壇，命運發生了重大轉折。雖然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各有各的浮沉哀樂，但這一事實，無論回憶起來時是自豪還是赧顏，都已嵌在了歷史年輪裡，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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