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宣趕得機會好。司令部裡忙著審刺客，除了小老鼠還來看他一眼，戲弄他幾句，沒有別人來打擾他。第一天的正午和晚上，他都得到一個比地皮還黑的饅頭，與一碗白水。對著人皮，他沒法往下嚥東西。他只喝了一碗水。第二天，他的"飯"改了：一碗高粱米飯代替了黑饅頭。看著高粱米飯，他想到了東北。關內的人並不吃高粱飯。這一定是日本人在東北給慣了囚犯這樣的飯食，所以也用它來"優待"關內的犯人。日本人自以為最通曉中國的事，瑞宣想，那麼他們就該知道北平人並不吃高粱。也許是日本人在東北作慣了的，就成了定例定法，適用於一切的地方。瑞宣，平日自以為頗明白日本人，不敢再那麼自信了。他想不清楚，日本人在什麼事情上要一成不變，在哪裡又隨地變動；和日本人到底明白不明白中國人與中國事。

對他自己被捕的這件事，他也一樣的摸不清頭腦。日本人為什麼要捕他呢？為什麼捕了來既不審問，又不上刑呢？難道他們只是為教他來觀光？不，不能！日本人不是最陰險，最詭秘，不願教人家知道他們的暴行的嗎？那麼，為什麼教他來看呢？假若他能幸而逃出去，他所看見的豈不就成了歷史，永遠是日本人的罪案麼？他們也許決不肯放了他，那麼，又幹嗎"優待"他呢？他怎想，怎弄不清楚。他不敢斷定，日本人是聰明，還是愚痴；是事事有辦法，還是隨意的亂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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