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麼陰毒與兇殘。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賈德耀（2），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麼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3）。這些東西彷彿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

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麼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以為倘要鍛鍊（4）群眾領袖的錯處，只有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後的話。我想，當這事實沒有發生以前，恐怕誰也不會料到要演這般的慘劇，至多，也不過獲得照例的徒勞罷了。只有有學問的聰明人能夠先料到，承認凡請願就是送死。

陳源教授的《閒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志士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現代評論》六十八）為什麼呢？因為參加各種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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