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文
醫生告訴我們:有許多啞子,是並非喉舌不能說話的,只因為從小就耳朵聾,聽不見大人的言語,無可師法,就以為誰也不過張著口嗚嗚啞啞,他自然也只好嗚嗚啞啞了。所以勃蘭兌斯〔2〕嘆丹麥文學的衰微時,曾經說:文學的創作,幾乎完全死滅了。人間的或社會的無論怎樣的問題,都不能提起感興,或則除在新聞和雜誌之外,絕不能惹起一點論爭。我們看不見強烈的獨創的創作。加以對於獲得外國的精神生活的事,現在幾乎絕對的不加顧及。於是精神上的“聾”,那結果,就也招致了“啞”來。(《十九世紀文學的主潮》第一卷自序)
這幾句話,也可以移來批評中國的文藝界,這現象,並不能全歸罪於壓迫者的壓迫,五四運動時代的啟蒙運動者和以後的反對者,都應該分負責任的。前者急於事功,竟沒有譯出什麼有價值的書籍來,後者則故意遷怒,至罵翻譯者為媒婆〔3〕,有些青年更推波助瀾,有一時期,還至於連人地名下注一原文,以便讀者參考時,也就詆之曰“衒學”。
今竟何如?三開間店面的書鋪,四馬路上還不算少,但那裡面滿架是薄薄的小本子,倘要尋一部巨冊,真如披沙揀金之難。自然,生得又高又胖並不就是偉人,做得多而且繁也決不就是名著,而況還有“剪貼”。但是,小小的一本“什麼ABC〔4〕”裡,卻也決不能包羅一切學術文藝的。一道濁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乾淨而澄明,但蒸溜了濁流的一部分,卻就有許多杯淨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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