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示豐之餘先生

烈文兄：

那天電車上匆匆一晤，我因為要到民九社書鋪去買一本看中意了的書，所以在王家沙下車了。但那本書終於因價錢不合，沒有買到，徒然失去了一個與你多談一刻的機會，甚悵悵。

關於“《莊子》與《文選》”問題，我決不再想說什麼話。本來我當時填寫《大晚報》編輯部寄來的那張表格的時候，並不含有如豐先生的意見所看出來的那樣嚴肅。我並不說每一個青年必須看這兩部書，也不是說每一個青年只要看這兩部書，也並不是說我只有這兩部書想推薦。大概報紙副刊的編輯，想借此添一點新花樣，而填寫者也大都是偶然覺得有什麼書不妨看看，就隨手寫下了。早知這一寫竟會闖出這樣大的文字糾紛來，即使《大晚報》副刊編者崔萬秋先生給我磕頭我也不肯寫的。

今天看見《濤聲》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給我的信，最後一句是：“沒有比這兩部書更有利於青年了嗎？

敢問。”這一問真問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態度很真摯，我將有一封覆信給他，也許他會得刊在《濤聲》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對於豐之餘先生我也不願再冒犯他，不過對於他在《感舊》（上）那一篇文章裡三點另外的話覺得還有一點意見——

（一）豐先生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舊思想，那麼像我這種“遺少之群中的一肢一節”之有舊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論的了。至於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則似乎寫《莊子》那樣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內容如何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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