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中至少有兩處，還得稍加說明——

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話，是出於ZM君登在《京報副刊》（十四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1）的。其時我正因為回答“青年必讀書”，說“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很受著幾位青年的攻擊。（2）ZM君便發表了我在講堂上口說的話，大約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給我解圍。現在就鈔一點在下面——

“讀了許多名人學者給我們開的必讀書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動我的是魯迅先生的兩句附註，……

因這幾句話，又想起他所講的一段笑話來。他似乎這樣說：

“‘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徵象。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真有實力的勝利者也多不做聲。譬如鷹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鷹；貓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貓……。又好像楚霸王（3）……追奔逐北的時候，他並不說什麼；等到擺出詩人面孔，飲酒唱歌，那已經是兵敗勢窮，死日臨頭了。最近像吳佩孚（4）名士的“登彼西山，賦彼其詩”，齊燮元（5）先生的“放下槍枝，拿起筆幹”，更是明顯的例了。’”二，近幾年來，常聽到人們說學生囂張，不單是老先生，連剛出學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員的也往往這麼說。但我卻並不覺得這樣。記得革命以前，社會上自然還不如現在似的憎惡學生，學生也沒有目下一般馴順，單是態度，就顯得桀傲，在人叢中一望可知。現在卻差遠了，大抵長袍大袖，溫文爾雅，正如一個古之讀書人。我也就在一個大學的講堂上提起過，臨末還說：其實，現在的學生是馴良的，或者竟可以說是太馴良了……。武者君登在《京報副刊》（約十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溫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時所說的這幾句話。我因此又寫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舉的例，一是前幾年被稱為“賣國賊”者的子弟曾大受同學唾罵，二是當時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正被同性的校長使男職員威脅。我的對於女師大風潮說話，這是第一回，過了十天，就“碰壁”；又過了十天，陳源教授就在《現代評論》上發表“流言”，過了半年，據《晨報副刊》（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所發表的陳源教授給徐志摩“詩哲”的信（6），則“捏造事實傳佈流言”的倒是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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