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京報副刊》（2）的徵求

青年必讀書

從來沒有留心過，

所以現在說不出。

附

注

但我要珍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

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報副刊》。

一九二五年一月間，《京報副刊》刊出啟事，徵求“青年愛讀書”和“青年必讀書”各十部的書目。本文是作者應約對後一項所作的答覆。它發表後，曾有人在報上進行攻擊。對此問題，後來作者又寫了《聊答“……”》、《報（奇哉所謂……〉》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遺》）；

可參看。

（2）《京報副刊》《京報》的一種副刊，孫伏園編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創刊。《京報》，邵飄萍（振青）創辦的具有進步色彩的報紙，一九一八年十月創刊於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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